第四章 舞會上的國王

 

1、1.0版本閃亮登場

1.0版的誕生也意味著linux有了新的需要：公關關系和廣告宣傳。而我，只是像推出此前的那些版本一樣略微的有些興奮。我倒愿意在討論組上寫些東西，比如：“1.0版問世，試試如何”之類的話（這就夠了，不需要多余的話了）。

但許多人認為，1.0版的發行是件大事——這都是些開始出售以linux作為操作系統的成長中的商業軟件公司，他們希望1.0版對發行有所幫助。在他們看來，1.0這個數字的心理意義要遠比其本身的技術含量更為重要。我對此倒沒有什么異議，因為事實就是如此。以0.96版的序號銷售操作系統確實比較糟。

我盼著這一切早點兒過去。對于我來說，這也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它意味著我可以不用再在小修小補上耗時間，可以重新回到對系統的開發上來了。與此同時，這些商業軟件公司和整個linux圈子都盼著把它大張旗鼓地推向公眾。

我們需要一個公共關系方面的策略。但我不會去作這個努力，因為我對發布新聞或陳述聲明之類的活計不感興趣。而有些人自認為對此很在行，所以他們就接過了這個任務。這倒是很像linux的開發方式，并且事實上這樣也完成得不錯。

拉素（Lasu）是將這一事件付諸實施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他和其他一些人認為，赫爾辛基大學是最適合的發布地點，在我的住處發布，不僅地方小，而且會開一個在商業場所發布linux新版的不好的先例。所以拉素自告奮勇地開始與學校聯系，好在我們學校很小，他可以直接與計算機科學系的頭兒們商量這件事。

學校非常樂意為我們提供場地。為什么不呢？學校并不常有值得電視報道的事情啊。

我不得不同意做一個講話。這次講話一點也沒有像我初次講演那樣困擾我。但今天想來，有些事情實際上反而更可怕，比如我爸爸會坐在臺下之類。但真正讓我有點犯難的是芬蘭電視臺的轉播，這可是我頭一次有機會看看自己在電視里是什么模樣。

發布當天，我爸爸媽媽來了，塔芙也來了，而且這還是我爸爸第一次見到塔芙，所以這就不僅僅是什么1.0版的發布現場了，倒頗有些家庭聚會的意思。可當時我正在做演講前的最后準備，比如看看幻燈是否裝好了之類，結果他們遇見時我根本就不在場。我想他們大概是在進場是碰到的，但這只是我的猜測罷了。

正如此后幾年人人都在談論的一樣，我在演講中幾乎沒有講新版本的技術細節，而主要著力于闡述開放源代碼的意義。

發布會的效果很好，至少它改變了我們系對linux的看法。在此之前，Linux是計算機科學系對外炫耀的某種東西——看，我們的教師有多棒——并在某種程度上對其加以鼓勵。但在這次發布之后，更多的人開始把它當作正經事來看了。畢竟它已經上了各個新聞機構的版面或屏幕了。

在事隔這么多年之后，有人猜測赫爾辛基大學曾試圖獲得linux的所有權，但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系的確給了我很多的支持，但這發生在很早期的時候，至于“讓我們支持這個軟件吧，因為它將會聞名全球”的念頭，我敢說從來也沒有人有過。當然，他們很樂意成為這次發布的重要部分，因為這提供了難得的廣告宣傳和公關活動的機會。我知道現在已有更多的講瑞典語的芬蘭學生來我們系上課。而在這以前，我們系一直被赫爾辛基理工大學壓在下面。

對成功者的嫉妒是芬蘭文化的特點之一。

隨著linux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知名，我開始擔心學校里的人是否會因嫉妒而來為難我。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非常支持我。從一開始他們就在個人計算機上放棄了X終端而改裝上了Linux操作系統。

這次發布也使linux成為芬蘭人注意的中心，并開始在其他國家獲得公眾。關于Linux的報道顯著增多，份量也重多了。這是因為有一些記者雖然對Linux一知半解，卻從中感到很振奮。事實上，從商業的立場上看，1.0版的發行并未給任何大商業軟件公司構成什么威脅，它只不過是獲得了先前由MINIX和Coherent占據的市場，但它卻得到了比它們更多的圈外注意。這可不是我在一開始所能料想到的。

不經意間，開始有記者——大多是商業雜志的記者通過查找門牌號而找上門來。塔芙可不樂意在周末的清晨被帶著禮物上門要求做一次專訪的記者所吵醒，而這記者甚至可能來自日本，也不知從哪里得知我對手表有著愛好。塔芙對這種事情很不高興。但這類造訪持續了好幾年，直到我們搬入了一個謝絕記者的居住小區為止。但即使這樣，我有時也會忘記事先告訴塔芙我約了記者到家里來，也說不定我潛意識里就想忘掉它。結果當塔芙眼里的不速之客在門外出現時，她還不得不出面招待。

接著，又突然出現了一些linux發燒友網站。一個服務器放在法國的網站登出了許多讓我尷尬的照片，例如我當年在大學學生聚會上的表現：上身赤裸、喝著啤酒，并且看上去很粗魯。

并不只是記者或linux的發燒友們對我有興趣。突然之間，商業巨頭們也想就他們的技術和我談談了。

UNIX之所以長期以來被看作有著巨大潛力的操作系統，主要是因為它強大并且可以支持多項任務的能力。因此，有不少對UNIX感興趣的公司開始關注linux的情況了。其中之一就是網絡軟件公司Novell，他們已經開始以Linux為基礎開發一個名為“黃鼠狼計劃”（skunkworks project）的項目，其前身也是由該公司開發的叫做“視鏡”（Looking Glass）的UNIX桌面系統。這個項目看起來不錯，但遇到了一點障礙，因為他們缺乏普通的桌面環境那樣的記時標準。

1994年8月，該公司邀請我造訪其設在美國猶他州奧勒姆市的部門，和他們談談其桌面系統。既然Novell給我提供了到美國的機會，我就提出條件說，如果他們能夠提供我參觀另外一個美國城市的機會，我就愿意接受邀請，因為，即使是我這樣對世界所知不多的芬蘭人也可以推測奧勒姆市——甚至還有鹽湖城——是相當獨特和有別于美國其他城市的地方。他們同意了，并且建議我參觀華盛頓，但我并不想去那里，我想那不過又是一個和赫爾辛基差不多的首都罷了。然后他們又建議我去紐約，但我自己更想去加利福尼亞。

在Novell的總部，我很難搞清楚他們對這個項目究竟有多重視。后來，他們的行為終于顯示出他們在開初并不是非常重視：他們終止了這個項目，而與之相關的九個人則轉入了叫做Caldera的新項目。不過，這次造訪使我對美國有了第一印象，這是一個值得我為之居留的地方。Novell對linux的關注表明，美國看來仍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地區。

美國之行對我還是有所觸動的。

第一件讓我有所感觸的事情是，這里的一切相比舊大陸來說都是那么新鮮。我所參觀的摩門教堂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但卻經過清洗，顯出亮麗的白色。要是在歐洲，所有的教堂都是老舊不堪的，并蒙上了一層歲月的斑痕。看著這潔白亮麗的教堂，我腦海里產生的唯一聯想竟然是迪斯尼樂園。因為它看起來太像是童話故事中的城堡，而不太像是一個教堂了。

在奧勒姆，我在旅館里洗完桑拿后結賬時還犯了點小差錯。說到那桑拿，其實是一種簡易的桑拿，里面的壁板是用塑料而不是木頭做的，并且一點兒也不燙，只比外面熱一點。在那一刻，想到在美國竟然沒有地道的桑拿，不由得有點想家。

但我也開始逐漸熟悉周圍的環境了。正如一個到芬蘭的旅游者很快就會明白不能隨便和酒吧里的陌生人搭訕一樣，我也開始明白——開始在猶他，然后在其他地方——在美國你不可能與人理性地討論墮胎或槍支管制等問題。因為你至少有一半可能會遇上對這些問題帶有非常情緒化看法的人，并且很容易陷入到有關某事究竟應不應當的無休止的爭執當中去。在歐洲，這些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我認為，在美國，人們之所以如此強烈地捍衛自己的立場，恰恰是因為他們隨時都會聽到持反對立場的聲音。這有些相互激勵的意思。其實若以人均比例而論，芬蘭的槍支擁有率可能會更高，但這些槍大多是用來打獵而不是用來防衛的，所以這根本就不成問題。

我在美國的最初那些天里學到的另一件事就是：根汗啤酒（root beer）讓人作嘔。

離開猶他，我飛往舊金山。我一下子就深深地喜歡上了這個城市。我頂著陽光不停地在這個城市里游逛，結果曬傷了自己，不得不在旅館里躲了一整天。

我記得自己徒步走過了金門大橋。在橋的這頭開始跨越大橋時，望著對岸的Marin海岬，恨不得立刻就到對岸去徜徉在那美麗的群山之間。但等我真走到Marin這邊時，我簡直就要走不動了。那時的我絕對想不到在事隔差不多整整六年以后的今天，我會坐在這海風吹拂的海岬峰頂，一邊將太平洋、舊金山灣、金門大橋、籠罩在霧中的舊金山城區盡收眼底，一邊對著大衛的錄音機講述這一切。

一年后我重訪了美國。這次有塔芙和我一道。這次是到新奧爾良的數字用戶集團（Digital’s User Group）參加DEGUS會議并作演講。會議只有四十人參加，所以并沒有什么犯難的。這次會議的最大收獲是認識了別名“瘋狗”(Mad Dog)的約翰?霍爾，他是Digital UNIX負責技術服務的市場人員，并且是老式UNIX的使用者。會議指定他來陪同我參加這次會議。這位以長過肚臍的胡子和可笑的幽默感（不要提他容易打鼾的事）聞名的人士，創立并領導著linux國際（Linux International）這個專門支持Linux系統及其用戶的組織。他還是我女兒帕特里夏的教父。

新奧爾良會議的另一項遺產是：“瘋狗”讓Digital UNIX公司借給我一臺Alpha芯片的計算機。這次linux將嘗試與不止一種的PC機接入。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將Linux接入其他硬件系統，比如使用68K芯片的阿特里(Atari)，使用Motorola 68000的Amiga等。但在這些案例中，Linux并沒有在同一時間同時運行于兩個平臺之上。為了使Scaling work的版本能夠工作，我將所有不能工作的部分全部拋棄并代之以新寫的部分。但Alpha是首次與Linux接入。而且要讓那同一套源程序同時在PC體系的Alpha系統上運行。于是我加了一個抽象層（abstraction layer）以便同一套代碼可以不同的方式被匯編運行在不同的系統上。代碼只有一套，但可以適用于不同的系統。

到我們在1995年3月發布linux1.2版時，已經增加到約二十五萬行代碼了，新雜志《Linux雜志》的發行量也有了一萬份，并且Linux已經能夠適用于Intel、Digital和Sun SPARC等不同的處理器了。這真是巨大的進步。

 

2、版權之爭

在1995年出現了一批各種各樣的linux的版本，并且商業性的Linux軟件公司吸引了更多的追隨者。這一年，學校將我由助教升為助理研究員，這意味著我的薪水和不用上課的時間都多了起來。這一年，我仍然以極其緩慢的速度繼續著我的碩士學業，其內容包括將Linux接入各種不同的體系等。這一年塔芙還教會了我打壁球，我們每周都進行一次公平的競爭。

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時候，麻煩來了。一個波士頓的投機分子將linux登記為注冊商標了。不僅如此，他還向《Linux雜志》和其他一些Linux商業軟件公司發出了電子郵件，信中要求這些機構將他們收入的百分之五作為提成支付給他。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感到一陣刺痛。這個家伙的名字聽上去有點耳熟，果不其然，當我檢查自己的電子郵件文檔時，發現他在一年半以前曾主動給我發過一個郵件。在信中，他首先問我是否信仰上帝，接著就說他有一個對于我來說非常巨大的商業機會。那個時候，暴富的企圖和計劃還沒有侵蝕互聯網的純潔，所以我毫不理會這個家伙的郵件。但由于它出現的時機頗不尋常，我就把這個郵件保存了下來。

但不管怎樣，我們現在或多或少處于某種危機中。我們都是些黑客，所以此前誰也沒想到過要去注冊。

這個家伙也不是個職業的商標搶注者，并且很顯然這也是他第一次干這種勾當。商標注冊又按行業等分為許多類，而他只在計算機這一類別下注冊了商標。商標注冊必須提交申請，所以他交給商標管理當局一張內容是其命名為linux的程序磁盤。

他的這些舉動有些傻。

linux社區的所有人都明白我們要將注冊商標奪回來。但問題是，我們并沒有相應的組織來進行這場爭奪，我們甚至沒有足夠的錢來請一名律師。沒有一個公司樂意為此投下一萬五千美元。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要是在今天，這些公司的私貨生意在一個月內就可以賺這么多錢。所以，最后是由《Linux雜志》和其他一些公司一道，給進行這場爭奪的Linux國際提供打官司所需的資金。Linux國際是在1994年由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克魯茲的居住在美國的澳大利亞人創立的。其目的和宗旨是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普及Linux。發生商標爭執的這一年正好是由“瘋狗”任Linux國際的執行理事，所有的人都信賴他，并且始終如此。

那時我人還在芬蘭，最關心的是能否在壁球上擊敗塔芙，或是在司諾克臺球上擊敗阿沃托，而不是這件事。我只想著這夢魘般的討厭事趕快過去。在這件事上，我更傾向于干脆徹底拋棄linux這個商標，并宣布由于它過去的非商業用途現在不能作為商業名稱。我們有足夠的文件證明我們確實先于他使用Linux這一名稱。但麻煩的是，律師向我們解釋說，試圖讓Linux變為公共所有權以取消注冊商標的想法是白費力氣，真正能讓Linux成為公共所有權的途徑是讓它成為一個通稱，而不是某個具體事物的名稱。但是，顯然那時的Linux不是通稱而是確有所指。即使在今天，商標管理當局可能也不會認為Linux是通稱。律師警告我們，繼續朝我希望的那條路走下去，我們會輸掉這場官司。并且，即使我們贏了這一次，也可能會有別的家伙再來這么一下子的。

所以他建議的解決辦法是：將注冊商標的所有權轉移到某個人名下。我主張讓linux國際這一組織作為商標所有人，但有許多人反對。因為他們擔心Linux國際有可能被商業利益所征服，同時，人們也擔心領導層易人后的政策連續性，誰能擔保“瘋狗”的后繼者還能像他那樣值得信賴呢？

既然linux國際成立不久信用尚有待證明，于是所有人都屬意于我。律師也暗示，將所有權轉移給我將有助于在庭辯中占上風，因為我是Linux這個詞的最初使用者，而這一點也是我們的戰略重點所在。

最終，我們與那個家伙達成了庭外和解協議，這看起來是最為省事省錢的辦法了。像大多數其他的庭外和解協議一樣，本案的細節也是不能被公開討論的。不過，即使可以討論，我對細節一無所知。我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

當我重新閱讀那個家伙給我的信時，我發現上面并沒有確切地談到商標特許的事。或許當時他來信只是想和我攀談攀談，當然也可能是想要我付錢贖回商標，也可能他真是想讓我獲得信仰并成為教友，甚至他也可能是想把那商標贈送給我。誰知道呢？

經此一事，我認識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講道德。但更讓人生氣的是，我無緣無故地背上了商標所有人的擔子。

作為這一通忙亂的結果，我成了linux注冊商標的所有人。這意味著，像VA Linux這樣的公司在填寫上市申報文件時，必須在他們的文本中指出該公司并不擁有其公司名稱的一半的所有權（在本例中，該公司必須通過法律程序征得我的許可以便使用Linux這個詞）。起初我對此還得有些好笑，但現在我已經對這類事習以為常了。

商標風波只不過是linux成長的煩惱之一，且不失為一次消遣。但不久之后，其后果就顯現出來了：設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英特爾研究部門里的一個名叫奧瑞的工程師告訴我說，英特爾正在為其新開發的體系做準備，其中會用到Linux。他問我是否愿意到他們那里做一次為期六個月的研究工作。

塔芙和我對有可能生活在美國有點茫然，她知道我是多么欣悅于幾次美國之行，當然根汗啤酒不在此列。我們認為去美國的機遇——不是指風土人情——要更好一些（我完全相信在激勵員工積極性方面，美國的制度要比歐洲模式更現實，也更有效。在芬蘭，老板會給貢獻突出的員工稍高一些的報酬，以免他吵鬧著要加薪。而在美國，則會給他們遠遠高于其他人的報酬——這非常有作用）。

這次研究看來是一次關于美國工作和學習的極好嘗試，并且地點又是在瀕臨太平洋和多雨的美國西北部，所以我們都覺得似乎不應該放棄這次機會。但我也不無矛盾，我覺得我很難不完成碩士學業就離開學校。或許我骨子里還有外公留下的影響，總覺得輟學是一件很不應該的事。不過這件事很快也就過去了，我也免除了內心的沖突。英特爾研究部門的經理人員發覺我很難從美國移民與規劃局獲得為期六個月的工作許可證，所以最終并沒有發出正式邀請。

就這樣，我繼續呆在赫爾辛基。到1996年，我正接近于完成自己的碩士學業，我的論文已經寫好，只需一點學分就可以拿到學位了。不無諷刺的是，這恐怕是耗費了我整個碩士生涯大部分時間的linux開發研究所獲得的僅有的學術肯定了。

1996年也是我有所醒悟的一年。在平均主義盛行的芬蘭，你每工作三年就將得到一次法定的升遷。但我第一次拿到升遷后的工資條時，不由得一陣暈眩，根本沒想到我在學校里已經工作了如此之久，竟然有資歷獲得升遷了。

但我是否要把畢生的事業固定在這里呢？還記得我前面是怎樣描述我外公的嗎：單調、超重、從來也不會因為喜歡什么而微笑。我要這樣嗎？我開始有規律地觀察鏡中的自己。我的發線正在一點點向上面爬升，臉上也開始密布著細紋。我已經二十六歲了，平生第一次覺得自己老了。而這已經是我在大學里度過的第七個年頭。我想抓緊這一點，以便很快地畢業。

我女兒卡蕾認為，能讓人給你買一只企鵝可真是件不得了的事。在晴朗的夜空底下，我們圍坐在篝火旁，李納斯講述著一個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市的linux用戶組織是怎樣買了一只企鵝送給他。讓卡蕾想不到的是，那些人并沒有真的給他買一只企鵝，李納斯解釋說，是那個組織曾向某個動物保護組織捐款贊助，然后以李納斯的名義認養了一只企鵝。

托沃茲一家咂摸著李納斯的故事背后的含義。不知是誰，在烤蜀葵的當口抬起頭來，問了一個笨問題：你們是怎么想起用企鵝來做linux風靡全球的形象標識的？

“這是我的主意。”塔芙說道，“因為人們總是在問，‘難道你們不該做個標識嗎？’所以李納斯才在這方面動起了腦筋。linux的各公司都有他們各自的標識，其中有一家用的是一個粉色三角，但我知道這個標識早已被同性戀者們相當廣泛地用上了。我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他說，他要找出一個優雅的、有親和力的東西來做標識。”

“我就想到了企鵝。李納斯在澳大利亞的時候曾被一只動物園里的漂亮企鵝咬了一口。他喜歡逗弄小動物，總是愛把手探出去。那些企鵝大概有一英尺高，他剛好能把手探到籠子那兒摸著它們。他晃動著手指，扮成魚的樣子。企鵝被招了過來，咬了他一口：咳，這口感可不像是魚。他雖然挨了企鵝的咬，可還是喜歡它們。我覺得他這輩子跟企鵝是沒完了，只要一有機會，他就非去看企鵝不可。所以，當他在為找個標識而大傷腦筋的時候，我就提醒他，‘你這么喜歡企鵝，為什么不用企鵝來做標識呢？’他說，‘哦，讓我想想。’”

李納斯此時正坐在篝火的另一邊搖著頭。

“不是的，這可不是她的主意，”他說道，“不是那么回事。”

看來這個小問題還是有爭議的。我想，我恐怕還從沒見過一對像李納斯和塔芙這樣平等相待的兩口子。我曾見過李納斯做家務，見過他在塔芙早晨還賴在床上的時候給她弄上杯咖啡，即便是長途行車中應付兩個小寶寶的鬧上鬧下的無理要求，這兩口子也總是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這可真是一樁幸福婚姻。

我們的問題到了關鍵地方了。

李納斯給出了另外一個故事版本：盡管塔芙在早些時候確實語焉不詳地提到過企鵝什么的，但真正認真考慮把企鵝作為linux的正式吉祥物，還是在李納斯與兩個高級助手的一次談話當中。

塔芙有點兒不服氣。“開頭他也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這是我的主意。我跟他說過之后，他還是接著想他的。后來在波士頓，我們和亨利?霍爾又談起了吉祥物的問題。我對他們說，‘用一只企鵝怎么樣？你們覺得呢？’他們都覺得不錯。我想，這才促使李納斯認同了這個想法。”

“亨利?霍爾說，他認識一個畫家，可以找他來給我們畫一只企鵝。但這時就再沒有下文了。后來我知道的，就是李納斯開始在網上征集企鵝的圖片。”

李納斯選中的是萊瑞?艾文的圖片。這個萊瑞?艾文是德克薩斯A&M大學科學與計算機學里的一位畫家。

這企鵝可不是隨便哪一只都行。李納斯想讓它有副爽透了的樣子，就像剛剛喝下去一扎鮮啤酒，然后又體驗了一次無與倫比的性高潮。除此之外，這只企鵝還一定要很特別才行。于是，其他的企鵝都是黑嘴巴黑腳蹼，但linux的企鵝卻是黃嘴巴黃腳蹼，這使它看上去好像是鴨子與企鵝的雜交品種。也許它是唐老鴨在南極之旅中與一只當地企鵝一夜傾情的結晶。

 

3、去硅谷

我要去Transmeta公司工作的消息與我們夫妻兩個想要孩子的計劃在linux社區里引起了大家同樣的關注。

當塔芙懷孕的消息在春季泄露出來之后，linux用戶討論組里的熱心人就試圖探聽：我會在維護Linux與維持家庭之間怎樣找到平衡。幾個月以后，當大家知道我終于要離開赫爾辛基大學，去加盟位于美國硅谷的Transmeta公司的時候，一場世界范圍的討論就由此發生了：我會不會在離開了學術機構、轉入了商業公司之后，還保持著當年源代碼開放的理念？要知道，我要加盟的這家公司里有著保羅?艾倫的部分投資，而這位保羅?艾倫可是微軟公司的創辦人之一。所以，抗議的聲音一直不斷。有些聲稱，這一定是一個精心策劃的企圖控制Linux的國際陰謀。

我并不是說這些linux支持者的擔憂都是杞人憂天。但事實上，無論是1996年12月帕特里夏的出生（十六個月以后我們又有了丹妮亞拉），還是1997年2月我開始在Transmeta工作，都沒有導致Linux的衰落。我一直覺得，如果有什么事情對Linux產生了負面影響，我是會采取必要措施的。

但我還是戰勝了自己。

1996年春天，就像一個新季節的開始，我修完了碩士學位的必修課程。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了彼德?安文的來信。彼德?安文是一位linux社區的成員，就像其他經常登錄Linux討論組的人一樣，他也知道我很快就要畢業了。他曾在Transmeta工作過大約一年。他告訴這家公司的老板說，他認為一個芬蘭的家伙，這家伙也許會對公司有點兒用處。當他到瑞典看望他母親的時候也順道和我接觸了一下。他盛贊了Transmeta公司，但因為話只是私下講的，他便很為難地無法告訴我太多內容。無論如何，我在那時能夠見到彼德確是一件幸事。

在他回到加利福尼亞之后，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問我什么時候能來。這與我一年前與英特爾聯系時的感覺大不相同，當時一位工程師想聘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但由于手續難辦，我便一直也沒有成行。

我想，僅僅是到加利福尼亞的一趟旅行已經是件很讓人興奮的事了。

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面試。我還不知道Transmeta是做什么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比起找到工作本身，我更關注這次美國之行背后的含義，所以我并沒有對即將到來的面試想過太多。看上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這些家伙想做些什么。這的確是一次相當古怪的面試。

度過了最初的幾天之后，我從Transmeta的總部返回飯店。在仍沒有倒過時差的狀態下，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有趣，而且認為Transmeta公司的家伙們都是瘋子。這家公司不像是個搞計算機的地方。他們沒有硬件設備，所有的東西都是由模擬器來完成的。我無法想象他們究竟能做些什么。幾天之后，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在浪費時間。我在想：也許最后什么都不會有——無論是Transmeta的技術革新還是我的這份工作。

我半夢半醒地在床上賴著，一晚上都沒怎么睡著。一開始，我滿腦子里都是些有關Transmeta的計劃之類，然后便突然幻想自己的庭院里有了一棵棕櫚樹，過了一會兒又不斷思考我在模擬器上見到的一切。這是難忘的一夜，雖然斷斷續續的，但卻毫無焦慮。

到了早晨，我變得有些興奮起來。

到了第二天結束的時候，我已變得非常興奮。

在接受Transmeta的邀請之前，我曾與許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我在考慮就業問題的消息傳出去的時候，我便收到了大量的聘用邀請。在芬蘭，邀我加盟的是Tele公司，linux在他們那里已經得到了一些應用。波士頓的Digital公司也發出了邀請（我無意冒犯，但波士頓的冬天比起赫爾辛基來也并不好過）。我與紅帽子公司（Red Hat）的一些人也談過此事，他們也誠邀我加盟，并且許諾了要比Transmeta給我的待遇還要好——他們也不知道我與Transmeta商量的待遇到底有多高，因為我根本就沒和Transmeta談過這個問題（當我終于去了Transmeta的時候，年薪是美元六位數字）。紅帽子還對我許諾了遠比Transmeta為高的股票期權，但我不愿在任何一家Linux公司工作——即便是這家公司恰好坐落于風景宜人的北卡羅來納州中部（指紅帽子公司所在地）。

最后，我在收到了五份聘用邀請后就不再各處應聘了。到這時為止，Transmeta對我的吸引力最大。

我得承認，這好像有點兒古怪。

我接著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通知學校我要離開了。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步，意味著我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我們會再有一個孩子，會踏進另一個國家，會離開在赫爾辛基的安安全全的學府生活——但首先我得完成我的論文。現在回過頭來想想，一下子做出這么多變動倒也不壞。但在當時卻是近乎瘋狂的舉動。

對此我沒有發出正式的通告（我為什么要做呢？）。但消息還是在互聯網上不脛而走。大家便繼續討論起我到底有沒有能力在惡俗的商業氛圍中固守linux的純真天地，以及我具不具備給嬰兒換尿布的本事。在那時，大家始終保持著這樣一種共識：Linux只能在某個學生的手中才會出現，而不會是哪個安居樂業的成年人所能做的。所以我想，他們的擔心也并非沒有道理。

我在一個周末完成了論文，在送塔芙進產房的幾分鐘前才把它交了上去。四十小時后，塔芙產下了帕特里夏。這是1996年的

做一個父親看來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后面的幾個星期里我們都在忙著帕特里夏的事，當然也在記掛著那漫長的辦理赴美簽證的手續。我們以為，如果正式結婚民族委員會地對辦理簽證有所幫助，所以在一月份我的塔芙去政府部門輸了正式的結婚手續。還有三個人參加了這一儀式：塔芙的雙親和我的媽媽（我爸爸在莫斯科）。這是個奇怪的時刻。我們開始收拾行囊準備起程，但還不清楚手續是否真能辦得下來。為了與朋友們告別，我們還舉辦了一次晚會。二十人擠進了我們那狹小的、已經收拾一空的單間公寓，在良好的芬蘭晚會的傳統中，每個人都爛醉如泥。

我們的簽證終于下來了。于是，在

好了，我們終于抵達美國了，帶著我們的孩子和兩只貓。彼德?安文來接我們，我們租了輛車，直奔圣克拉拉而去，那里我們有一處早在幾個月前就選好了的公寓。一切都像超現實的感覺，特別是這里與芬蘭相差華氏七十度的氣溫。

行李在兩個月后才到齊。在美國的第一夜我們是睡在一張隨身帶來的充氣床墊上的。第二天我們去買了一張床。在我們的家具齊備之前，帕特里夏一直都睡在她的搖床里。這事很讓塔芙煩惱，大衛說這是生命的輪回，他讓我想想我剛出生的那三個月，那時我是睡在洗衣筐里的。我們不怎么做飯（現在也不做），也不知道應該到哪兒去吃。我們大部分的飲食問題都是在當地的食品店或是快餐店里解決的。我對塔芙說，一定得找個新地方去吃了。

隨著對Transmeta公司工作的日漸熟悉，我不再有足夠的時候去繼續linux的開發了。新工作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而我的業余時間也都消磨在塔芙與帕特里夏的身上。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們也沒什么錢。我的薪水還算高，但都在這兩個月里用在買家具上了。買車也不容易，因為我們還得重新建立起貨款消費的信用資歷。我們甚至還得想方設法地證明我們是付得起電話費的。

我的電腦正在貨輪上極其緩慢地向我接近著。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互聯網上稍聲匿跡。我的突然缺席引起了網絡世界里許多人的關注。他們在猜測：哦，這小子已經為哪家商業公司工作上了……

他們直言不諱地問道：這是不是意味著linux作為一種自由軟件已經瀕臨死亡了？

我解釋道：根據我與Transmeta的協議，我是可以繼續從事linux的開發的。而且，我不想就這么對Linux撒手不管了。

 

4、在Transmeta領地上的生活

要向大家解釋，到美國加盟一家商業公司并不會對我造成什么改變的難點是：Transmeta公司差不多可算是世界上最機密的公司之一了。在那里，關于你對外能說些什么，公司只有一項規定，而這項規定就是：“什么都不能說。”

難怪大家有時會奇怪：我是不是加入什么邪教組織了？我在干什么甚至對我媽媽都不能透露的事情。

其實，我在Transmeta的所作所為也并沒有什么神秘的。我首先做的就是修補Transmeta公司里linux系統的一些小毛病。這家公司使用了許多裝備多處理器的Linux電腦。我從未親自參與Linux SMP的工作項目，很多事情都沒有向最先預想的方向發展。

但我實際的工作確實是作為Transmeta公司里“壘球”隊中的一分子。

哦，我指的是“編程”隊伍。我們是不怎么打壘球的。硅谷的人不會同意我們的加入，除非我們能告訴他們我們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人們對Transmeta熟悉到什么程度。當我在鍵盤上敲打這些字的時候，我們正處在一個凡事都要保密的時期（拜托了，老天爺，買我們的股票吧），然后我們便不再那么低調了。讓我們共同祝愿，當這本書出版以后，每個人都能熟悉Transmeta的大名并且買下（一提“買下”這個詞，我總是下意識地想起股票）一個或更多的Transmeta出產的CPU。現在你該知道Transmeta是做什么的了吧？

但Transmeta所做的還遠遠不止這些。老實說，就算有人使勁敲打我的腦袋，我也分不出晶體管和二極管的差別來。Transmeta所做的僅僅是硬件而已，但這硬件卻要依賴精巧的軟件使一個很簡單的CPU看上去要比它原本的樣子強得多——事實上，就像是標準的英特爾兼容的x86。為了使這一硬件更加小巧、更加簡潔，它身上的晶體管就不能太多。相應地，它的耗電也要少些。每個人都會明白，這在現代世界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正是為了研制這一CPU所依賴的精巧軟件，Transmeta才裝備了一支大型的編程隊伍；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邀請了我的加盟。

這些對我來講都是再合適不過的：一家非linux公司，在技術層面上很能讓人提起興趣（我不知道還有哪家公司曾經嚴肅地嘗試過Transmeta所做的這一切）。

Transmeta與linux無關——這一點對我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誤解我的意：我喜歡在Transmeta公司里從事改良Linux的工作，我也曾在其中一些關于Linux的內部方案中出謀劃策（說實施，如今大概很難找到一家不安排這類方案的認真運作的技術公司了）。但對Transmeta來說，Linux僅是第二位的。

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東西？我可以繼續把linux做下去，但我不覺得我必須犧牲Linux來做出技術上的妥協以迎合公司的目標。我會把Linux視為一項個人愛好。這樣一來，我只需要考慮技術就夠了，那就沒有什么能阻撓我的決定了。

這樣，我就在日間為Transmeta工作。我編寫與維護的是我們現在還在使用的“x86解釋程序”。這一程序是Transmeta軟件的基礎，它閱讀指令并且執行它們。后來我也做了些其他事情，但這些才是真正使我進入神奇的硬件模擬世界的途徑。

晚上，我睡著了。

我與Transmeta之間有這樣一個協定：他們曖昧地許諾，可以讓我在工作時間也能繼續的linux。相信我，我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有很多人都認為加班加點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工作。我可不這么想。無論是Transmeta的工作還是linux的工作，都不是靠犧牲寶貴的睡眠時間換來的。事實上，如果你想聽真話，那我就要說，我更喜歡睡覺。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懶，對這樣的人我可真想把枕頭朝他們擲過去。我對自己的行為有著近乎完美的借口：如果你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睡覺上，那的確會損失一些工作時間，但如果你的睡眠很充足，在不睡覺的情況下，你的頭腦就比別人都要清醒。

 

5、歡迎來到硅谷

“我踏進這個星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會那些耀眼的星辰。”

我從史蒂夫?喬（蘋果電腦的創始人）的秘書那里收到了這封電子郵件。他解釋了迫切想見我的原因以及問我能否為他抽出一兩個小時的時間。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答應了。

會見的地點是在蘋果電腦的總部，喬和他的高級技術人員一同來了。這正是蘋果公司研制OS X的時候。OS X是基于UNIX的操作系統，2000年9月上市。我們的會談毫不拘謹。喬在一開始便說，在操作系統的領域，只有兩個玩家——微軟與蘋果。他以為，我能為linux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與蘋果公司聯合，讓那些陷入到開放源代碼中的人都來為Mac OS X鼓勁。

我沒有立刻反駁，因為我還想聽聽有關這一新的操作系統的事情。

它的基礎是Mach系統。到了九十年代中期，Mach被期待會成功操作系統的最終版本，很多人對此大感興趣。事實上，IBM與蘋果公司曾合作推出的命途多？的Taligent操作系統就是以Mach作為基礎的。

喬還指出，Mach系統的核心也有其開放源代碼之處。他不知道我個人對Mach系統并沒有太多的好感。坦白地說，我覺得那只是一堆廢物。那里面有你在設計的時候所能犯下的所有錯誤，卻又試圖靠這套本身就不可靠的系統去修補自身的一小部分內部錯誤。對微內核的反對意見早已有之，所以，很多人才切實地去作研究以使微內核真能運轉良好。這些研究便鑄成了最終的Mach系統。所以，Mach系統才會變得像現在這樣異常復雜。而且，它依舊運轉得不那么順暢。

當Mach還只是一項大學內的科研項目的時候，隨史蒂夫同來的那位蘋果公司的主要技術人員就已熱衷于它了。討論一下他與史蒂夫對此事的看法是件有趣的事情。同時，我們在基本的技術問題上出現了相當大的分歧。我真的不認為搞開放源代碼的那幫人或是搞linux的什么人應該涉足于此。當然，我已明白了他們為什么要讓更多的開放源代碼的程序開發者來共同構造這一系統，他們已經見到了在開發Linux時那四海一家式的創造性動力。但我不認為他們真的看明白了。我想，史蒂夫也許還沒有到，Linux的潛在用戶要遠較蘋果系統為多——盡管他們擁有的是兩個不同的用戶群。我們見面已經過去三年了，我不認為史蒂夫今天還會有當時那樣的渴望。

然后，我解釋了我為什么不喜歡Mach系統。容易理解的原因是：它運行起來不是那么順暢。他們兩人以前當然也聽到過類似的意見。很顯然，我對linux非常堅定，而他們兩人對Mach也是一樣。看著他們如何討論一些技術問題確實是件很有趣的事。我所能看到的一個直接的問題，牽涉了他們在新的操作系統中準備怎樣來支持舊的系統。他們想讓新系統具有很好的兼容性，這樣就能做好舊系統所能做到的一切。但舊系統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它沒有內存保護功能，現有的新方案也無法解決這個一直棘手的問題。只有全新的Mach系統才可以做到內存保護。這些對我都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在基本看法上就存在分歧。

史蒂夫就是史蒂夫，就算在新聞界都背叛了他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對自己的目標懷有濃厚的興趣，即便對新系統的市場環節他也津津樂道。我對其技術層面還抱有一些興趣，對他的總體目標與他的言辭卻覺得不對口味。他的主要觀點是，如果我想占領桌面操作系統的市場，我就一定要與蘋果公司攜手合作。

我的回答是：“為什么我要關心這些？為什么我要對蘋果公司的故事表現出興趣？我不覺得蘋果公司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我一生的目標也不是占領什么面操作系統的市場（的確，雖然我馬上就要做到這點了，但這從來就不是我的生活目標）。”

他沒有再多說什么。他想當然地認為我會對他的揭底發生興趣。他大概無法想像這世界上的人竟然如此的不同，以至竟會有人對增加Mach系統的市場份額毫無興趣。

我想，見到我竟對蘋果巨大的潛在市場以及對分割微軟現有的巨大市場份額毫不關心，他一定是非常吃驚了。但是，我也不能因為他無法進一步了解我有多討厭Mach系統而責怪他。

盡管對他說過的話我幾乎完全不同意，我卻也有點兒喜歡上他了。

后來，我又遇上了比爾?喬伊（Bill Joy），這是我第一次見他。

說實話，我剛見到他的時候還不知道他是誰。Sun公司邀請了我和十二位其他致力于開放源代碼的同人參加了一個非公開的會議。會議準備在圣荷塞的一家飯店里舉行。我去了那里，得知比?喬伊也在。他是BSD UNIX幕后的重要人物，后來加入了Sun公司，成為他們的首席計算機科學家。在這之前我從沒見過他。他一見我便走了過來，自我介紹說自己是比爾?喬伊，而我一時還沒反應過來。我去那兒不是為了見他的，而是為了要看看Sun公司對開放源代碼的想法，以及他們想怎樣加入到這一活動中來。幾分鐘后，比爾開始向我們解釋這一切，并且還展示了他們的操作系統的演示版。

然后，他們開始解釋這一系統要如何進行注冊。這聽上去很嚇人，也很愚蠢。基本上，他們的意思是這樣的：如果有人想使用他們的操作系統——哪怕是用半商業的方式——該系統就是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源代碼了。我想他們的想法實在白癡，他們的這次自我吹噓式的邀請弄得我很不高興。他們的“開放源代碼”意味著你只可以讀到該系統的源代碼，但當你想要對其做出自己的修改或使之成為自己某個系統的一部分時，你就一定要向Sun公司申請注冊才行。那就是說，如果紅帽子公司的什么人想要制作最新版本的linux Jini的紅帽子版本的光盤，就先要向Sun公司做出Jini的許可申請。

我問了幾個問題，想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確。

當證實自己的理解無誤之后我便起身了。

我很厭煩，我弄清了他們的全部意圖，然后說道：“忘了它吧，我可沒興趣。”接著便離開了那里。

我的理解是，他們邀請我到場僅僅是想把他們的意圖通知我一下，如果我竟然還感興趣，他們就會把我的話在新聞媒體上做些斷章取義的引用。他們的想法可沒起作用，但也許他們能從中學到點什么。

后來有人告訴我，他們繼續把那個會開完了，然后還舉行了宴會，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逗留到了最后。

我第二次遇到比爾?喬伊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尷尬了。大概在一年半之后，他邀請我去吃日本壽司。

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來確定見面的時間。比爾的住處和工作地點都在科羅拉多州，每個月要騰出一周時間在硅谷。我們去了富士壽司店，這是全硅谷最好的一家壽司店，味道與舊金山的壽司迥然不同。

我們在富士壽司店里其樂融融，因為比爾在試圖找齊做壽司的地道原料。在美國的日式飯館里，有一味壽司原料是從來見不到的，餐館里一般都用另一種菜來代替它。因為這味菜只在日本本土的溪水里才會生長，而且還很難繁殖。比爾向店員竭力解釋這真正原料與代用品的不同，但美國的店員卻搞不懂比爾的意思，比爾只好讓她去請里面的大廚。這可真讓我忍俊不禁。

這次吃飯純粹是為了社交。比爾的意思是，如果我愿意為Sun工作，我只要跟他說一聲就行。但這不是主要的。他回憶起曾做過BSD UNIX五年人員的經歷，以及他是如何開始欣賞Sun公司圍繞他所做的一切商業行為。他談到能得到一家像Sun公司這樣的企業提供的商業性支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對他提到的UNIX的早期歷史大感興趣，所以，即便是沒吃到最正宗的壽司我也不覺得有什么遺憾了。我在想，比爾恐怕是我所遇到的硅谷精英中最和善也最有趣的一位了。

在《連線》（Wired）雜志上有一篇比爾的文章，題為《未來不需要我們》。那篇文章是關于技術的，言辭既可怕又消極。我也有些被文章感染了。的確，未來是不需要我們，但他對此也不必那么消極呀。

我倒不想反他的文章給撕了。但是我相信，在人類的整個生涯中所能發生的最悲慘的事情，其實就是我們僅僅生存下去卻完全沒有進步與發展。比爾看上去已經感覺到了基因技術會泯滅我們的人性。但是每個人對非人性的認識是不同的。隨著我們繼續進化下去，依照今天的標準，一萬年后的我們也就不能還叫人類了。

我們會成為人類的另外一種形態。

在比爾的文章里，他似乎對此心存恐怕。我倒覺得阻礙進化的進程是違背自然規律的，當然這樣的事也不會發生。如果是找兩只狗來配對讓它們產下“特定的”后代，我們自然要求助于遺傳學。在人類里這樣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發生。依我的觀點，通過遺傳學的優生方法來使人類發生一些良性的改變是件可取的事。但我不知道社會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你不能停止科技的進程，也不能消除人類對宇宙以及自身奧秘的求知欲。比爾之類的人對此擔心得太早了些，我以為這些都是自然的進程。

我不同意比爾?喬伊關于我們應當如何應對未來的言論，也同樣地不同意他對開放源代碼的打算。在技術問題上我同史蒂夫也無法達成一致。這聽上去好像我在硅谷的這開頭幾年一直都在反對別人的意見來著，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我在譯碼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常帶帕特里夏去寵物公司。總的來講，這些都拓寬了我的視野——比如我還學到了壽司的正宗配方什么的。

 

6、一夜功成名就

你進沒進過專事宣傳的討論組？它們的全部存在意義就是不遺余力地宣傳什么東西，也就意味著還要貶損其他的什么相關物。所以，你在那里經常看到的通常只是些“我的系統比你的系統更好”之類的廢話。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是某種形式的在線手淫。

我之所以提到這類討論組，是因為除了荒廢的內容之外，它們倒也提供了一些新事物出現的線索。所以，當linux被商業公司看中的時候，最先做出反應的不是新聞媒體，而是這些滿嘴垃圾的討論組。

這得讓我從頭說起。在1998年春天，確切地說是

在丹妮亞拉剛出生的那些天里，開放源代碼社區——當時叫做自由軟件社區——的成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推動。那是網景公司（Netscape）在一項叫做Mozilla的項目中宣稱要公開其瀏覽器的源代碼。一方面，這一消息使討論組里的幾乎所有人都大為激動，因為它為開放源代碼的行為描繪了一個美好的前景。但它也讓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非常煩惱。那時，網景公司正陷入一場與微軟之間的巨大的麻煩之中，所以它的這一舉動看上去不像是深思熟慮倒像是鋌而走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瀏覽器在起步時確是源代碼開放的，那時它還是伊利諾斯州大學的一個研究項目）。

討論組里的人們漸漸顯示出自己的擔心：網景公司也許會把這件好事搞砸，最后讓源代碼開放蒙上惡名。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大名鼎鼎的源代碼開放項目——網景與linux。所以，如果知名度比Linux更高的網景失敗了，Linux的名譽也會受到牽累。

從更廣義的意義上說，網景的確失敗了。他們無法在一個長時段里讓源代碼開放的開發者們對這一項目保持經久不衰的興趣。

這一項目除了過于龐大之久，在某種意義上它的失敗還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它無法讓它的瀏覽器做到通用程序設計語言的地步，因為不是所有的編碼都是他們自己的——比如，Java的部分就是Sun公司的。不是討論組里的所有人都贊同網景公司的這種做法。總體來講，這樣做也自有其好處，但如果你是理查德?斯多曼那樣的人，你就不會喜歡這樣的“好處”。

但無論如何，網景公司能做到這一步還是讓我覺得很精彩。我不認為這是某個個人的成就，但艾力克?雷蒙德卻是這樣想的。我記得艾力克?雷蒙德對此興高采烈，因為他在網景公司采取這項決策的一年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大教堂與雜貨店》的論文，文中相當精辟地闡釋了源代碼開放的哲學理念與發展歷史，他認為正是這篇論文促使網景公司做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決定。艾力克?雷蒙德一直都在積極傳播著開放源代碼的理念。他曾在若干場合勸說網景公司開放他們的瀏覽器，而這種場合我倒只去過一次。事實上，艾力克早已帶著他的源代碼開放理念走訪了不少家公司。而我呢？我只關心技術，而不是福音的傳播。

Mozilla發布之后的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一個澳大利亞的自稱為Mozilla秘密黨的組織便創建了一套自己的密碼系統。在那以前，非美國本土的人無法對Mozilla采用自己的加密技術，突然間，一些澳大利亞人做到了這點，美國之外的人便也能使用Mozilla了。在那個實行出口管制的時段，Mozilla項目是不能采用澳大利亞編碼的。

我們對網景的做法都有些擔心。那些年里，人們都是一副如履薄冰的樣子。誰都不想說任何對網景不利的話，因為那會導致新聞界對源代碼開放的消極報道，也會把一些原打算涉足這一領域的公司嚇退。

但緊隨網景之后，Sun公司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宣稱要成為全球linux的最大的硬件銷售商。這對支持Linux系統的服務器是會有好處的。這家公司認為，Linux已經越來越值得認真對待了。于是，討論組里到處洋溢著自我恭維的聲音。隨著Sun公司的介入，對Linux的討論已經從原來的僅限于網上發展到充斥各大傳統媒體。外行人也突然對此產生了興趣。尤其是那些不懂技術的外行人。

隨后，IBM也加入了進來。

IBM一直給人以陳腐守舊的印象，所以當它在六月份突然公布它將銷售與支持阿帕奇（Apache）——最流行的linux商業版本——的時候，每個人都著實地吃了一驚。你可以在AIX與IBM的UNIX上運行阿帕奇，購買IBM電腦的人也通常都是這么做的，正是因為這點它才引起了IBM的注意。

大家應該注意到，IBM生產的服務器最終都是使用阿帕奇來做操作系統的，所以他們才會認為，如果在服務器里預裝了阿帕奇應該會使電腦賣得更好。當然，也許他們是根據大多數顧客的反饋意見來做出這項決定的——這些顧客都說，他們愿意購買IBM的電腦，然后再在IBM的機器上運行阿帕奇。

在一臺電腦上安裝linux是件并不費力的事。但對大多數公司來講，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果什么地方出錯了，我們到底應該怪誰？很顯然，像紅帽子之類的使用Linux系統的公司會向顧客提供技術支持，但有IBM在那兒會讓顧客的心里更塌實一些。當IBM剛剛開始涉足源代碼開放領域時，很多人認為那不過是空口說白話。但事實卻不是那樣，IBM動了真格的。它斥資八百萬美元組建了一支阿帕奇梯隊，大力支持Linux在其服務器中的應用，可以說是不遺余力了。在這些工程完備之后，下一步又進展到小型PC服務器領域，然后是普通的PC和筆記本電腦。IBM還斥資二百萬美元在亞洲建成一家Linux發展中心。

IBM為它的linux項目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想，他們之所以如此喜愛linux的原因之一，恐怕是他們可以對Linux為所欲為而不必顧慮要向誰花錢注冊申請什么的。IBM曾與微軟共同開發OS/2操作系統，但微軟后來卻放手了，因為它對OS/2的市場份額失去了興趣，NT才是它的重頭。但對于IBM投入到OS/2當中的上億元資金，OS/2后來也給出相應的回報。現在，IBM又被對Java的注冊搞得痛苦不堪。我想，他們大概高興的是這類問題在Linux身上是不會遇到的吧？

毫無疑問，IBM在這點上做得還是不錯的。討論組里也為此沸沸揚揚、群情激動——這種激動既非上回針對網景公司的那般偏執，也非linux狂熱者中反商業主義躁動的周期性回潮。

在同一個月里，著名的數據庫軟件公司Informix宣布對linux開放其數據庫接入端口，這就意味著如果你使用Linux來操作你的電腦，你就可以運行Informix的數據庫。這其實也沒什么了不起的，Informix正陷入一場財務危機，但它仍然是數據庫公司中的三大巨頭之一。Linux的人群對此表示了恰如共分的歡喜之情，在網上發布了不少祝賀文章。

幾個星期之后，著名的Oracle公司也錦上添花似地隨之而來了。

說Oracle主宰了數據庫市場絲毫也不為過。在正式的消息發布之前已經有些謠傳（主要是在討論組上），說該公司也有一些對linux的內部接口。從技術角度來講，這對Linux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一步。但是，如果你常在這些日子的討論組里轉悠的話，就會覺得我們真是到了登峰造極的時候了。Oracle的正式宣布也許毫無技術上的轟動效應可言，但的確給人們心理上帶來極大的震撼。

像IBM的公開宣布一樣，Oracle的巨大步伐不僅被linux的業界同人所關注，也引起了那些經營決定人的矚目。他們再也不能說因為自己的公司一直仰仗的是數據庫系統故而無法使用Linux了。

雖然這些消息越來越令人欣慰，卻也沒有改變我固有的生活。

我仍然時常與兩個可愛的小寶貝一起游戲。與家人一起的時間之久，我通常都是在做對linux的維護，在家里和在公司時都是這樣。為了對所有的Linux版本做到不偏不倚，我在公司里用的是紅帽子的版本，在家的時候便改用歐洲的Suse版本。我總覺得自己的體育鍛煉大為不足，所以決定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這一個來回足有

我羅列這些無傷大雅的生活細節只是想說明一點：linux的發展并沒有改變我的日常生活。各家公司里那些已長期熟識Linux的技術人員卻開始不斷地執行老板們的光顧了。因為這些老板們也已被種種渠道傳來的關于Linux的消息搞得心癢了。他們會問手下的技術人員，這個Linux真的那么重要嗎？但當他們一旦獲知Linux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好處時，他們馬上會做出決定，讓他們的服務器改為使用Linux操作系統。

盡管此類情況中的絕大多數都發生在美國，但在世界各地的IT機構里也一直都在上演。大家選用linux并非僅僅因為它的廉價——因為軟件本身雖然身價不高，但服務與維護還算得上是一筆開銷的。真正影響那些公司決定層的是這樣一個技術上的事實：Linux比它的那些包括Windows NT和各種不同版本的UNIX的競爭對手們都要強大。而更重要的是，人們不愿意嚴絲合縫地依照微軟或其他什么人所制定出的規則行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Linux，這一點是別的操作系統完全做不到的。那些富于獨創性的人使用Linux的理由是：他們可以自由進入Linux的源代碼，而其他的商業軟件卻從沒有提供過這種方便。

從這個角度講，這一點從我在我的臥室里發布了linux0.01版以來還沒有改變過。Linux就是比世界上的其他系統更靈活。你可以是自己的老板。而且，至少從網絡服務器的解雇講，它不包含那些“腫塊”（bloat）或其他不成功的設計。

linux系統的另一個優點是：盡管作為網絡服務器的操作系統Linux已經越來越知名了，但它從來不是一個為賺錢而生的產物。這一點對于理解Linux的成功非常重要。

主流電子計算機是一個能賺錢的東西，UNIX一般來講能產生一系列可以賺錢的方向：服務于國防部的超級電子計算機，或應用于銀行系統。人們通過向主流機器或其他大型系統銷售操作系統賺了大錢，因為收費奇高。接著微軟進場了，只賣九十美元一套的操作系統。它不向銀行或其他大型系統之類的市場進軍。但是突然間，到處都是微軟的產品了，就像市場被蝗蟲入侵了似的。你知道，那樣的入侵是很難抵抗的。

我并不是說蝗蟲是壞蛋。我喜歡所有的動物和昆蟲。

到處都是并且占領賺錢的機會簡直太好了，微軟就是這么干的。想想看，一種流動的生物流進每一處它能找到的地方是什么情景。如果它推動一個地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充斥著全世界，流進喜歡讓它進去的地方。

同樣的事情正在linux事上發生。它正流進每一處喜歡它的地方。

但linux沒有賺錢的方向。Linux小而靈活，總會找到它應該占領的地方。你可以在超級市場里、在重要的地方如美國政府的費米實驗室或國家航天局里發現Linux。不過在那些地方它只是一種服務器空間的流出物，或一種桌面空間里的流出物，那里就是我開始創造Linux的地方。同時，你也能在植入式的裝置里面找到Linux，比如防抱死剎車系統或手表里。

請注意linux的流動。

linux給大眾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年輕一代中最聰明、最卓越的那些人都在使用Linux的產品，因為正是Linux才激起了這一代人的狂熱。而在早一輩人當中，激起人們狂熱的與其說是微軟和DOS倒不如說是PC。如果你要操作PC，就一定要用到DOS系統，在當時這是沒什么選擇的。所以，這種情況對微軟操作系統的傳播非常有利。

如果你環顧一下你周圍最聰穎的那些孩子們，你會發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參與對linux的開發。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無論是開放源代碼的理念還是Linux操作系統都在各大學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其原因之一是：青年學子們大多都抱有對主流與權威的逆反心理（正是這樣一種心理曾經極大地影響了我父親的生活）。

在這場操作系統之爭中，一方是龐大而邪惡的微軟公司與刻毒、貪婪卻他媽富得流油的比爾?蓋茨，另一方則是以無私的愛心致力于自由軟件的謙遜的民間英雄李納斯?托沃茲。這些學生們畢業后到各大公司謀職，同時，也把在大學期間就已培養出來的對linux的喜愛帶了過去。

于是，有一些加盟微軟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曾見到我的頭像被釘在了微軟公司里的飛鏢靶心上。

我對此唯一的評論是：我的大鼻子實在太好瞄準了。

但我畢竟超越了自己。在IBM1998年春季的公告之后，每一個重要的硬件銷售商都緊隨其后發布了類似的公告。八月，《財富》雜志“發現”了我們這個小小的世界，在封面上鋪上了我的照片，并配以如下的文字：“和平、愛、軟件”。

隨著一個又一個公司相繼做出對linux的承諾，你已經不必再到討論組里去查找關于Linux的零散消息了。

linux征服了整個世界，這正如一些不可思議的奧林匹克金牌獲得者往往來自某個無名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那時我只是一個宣傳人員。在一次新聞采訪中，艾力克?雷蒙德解釋說，我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我“顯然并不比我數眾多的黑客更為古怪”。好吧，那只是某一個黑客的觀點，并非所有的人都這么想。理查德?斯多曼致力于將linux更名為gnm/Linux；同樣的，我也憑借gnu gcc的編譯器以及其他免費軟件工具和應用軟件使Linux展翅騰飛。斯多曼和其他人則對Linux在商業領域里找到地盤而日益惱火。

在目前linux成千上萬的參與者當中，媒體大肆渲染著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的二元分法。按照這一分法，斯多曼和那些擔心Linux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目標背道而馳的人士被稱之為理想主義者。而我則成為實用主義者的領袖。但是，我將這一劃分視作新聞界的胡說八道——一種什么都嚴絲合縫地嵌入一個非黑即白世界的過于簡單化的做法（同樣，當人們把Linux現象視為Linux與微軟之戰，我也同樣感到不滿。事實上，這是迥然相異的另一碼事。傳播技術與知識、擴充財富并同時讓自己感到開心愉快這種簡單自然的方式，遠非商業世界所能了解）。

對我來說，這根本算不了什么。假如沒有商業利潤，linux又怎能流入新的市場？又怎能為發明創造提供新的機遇？對那些需要一種替代糟糕技術的其他選擇（而且是免費的技術）的人們來說，要怎么樣才能讓他們得到它？為使公開源代碼能夠控制局面，什么才是比依賴公司資助更為現實的方式？還有，那些不太有的工作，比如系統維護和技術支持這種煩人的事情，比起在公司里完成這些工作，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開放源代碼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參與進來。為什么企業——它們為技術進步提供如此大的動力——應該被排斥在外，假如它們遵守游戲規則呢？

即使我們想要中斷商業主義的影響力，我們又該如何著手去做？我不想建議我們躲躲藏藏、銷聲匿跡、不去和那些商業人士講話。

要求開放源代碼的群體總是有反商業化的情緒，但直到當linux在與高技術關系不大的家庭里也成為一個日常用詞的時候，才稱得上有商業化的危險。新聞組對某些瘋狂聲音里清晰可聞的偏執狂般的咆哮非常惱火。在我與之打資產的Linux的開發者中，沒有一個人對此感到擔憂。但另一些開發者卻對諸如“紅帽子”（Red Hat）或其他一些公司如何偏離開放源代碼觀念、對諸如某些人如何正在推動其理想主義的一面感到憤怒。

在某種程度上，某些開放源代碼的倡導者從他們的理想主義立場發生偏轉可能是正確的。但當某些人將其看作一個正在推動原有價值的主張的時候，我卻認為它恰恰帶給我們更多的機會。比如，擔心沒法養活自己的孩子這些事情的技術人員現在就有了選擇的余地。你可以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想主義，或者你也可以選擇成為某個新的商業族類。讓一些新成員加入進來，以及你讓自己多了一個新的選擇，并不會讓你失去任何東西。在此之前，你除了保持純潔之外顯然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順便提一句，我從未感到自己身處理想主義陣營。的確，我總是將開放源代碼視作一種使世界更趨美好的途徑。但僅有這一點還遠遠不夠，除此之外我還將它視作帶來快樂的途徑。這可就不怎么稱得上是理想主義了。

我總是認為理想主義人士挺有趣，只是有點沉悶，甚至有些嚇人。

為了堅持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意見，你不得不排除除此之外的其他意見。那就意味著，你不得不變得不近情理。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這好比是美國政治和歐洲政治的區別。在這個游戲的美國版本中，敵人的界線由你來劃定，而這種技能取決于一個人的辨別能力。歐洲政治家則傾向于通過證明其能夠鼓勵協作來贏得勝利。

因此我堅持調和主義的態度。

我第一次對商品化感到緊張是在很早以前，那時linux還籍籍無名。如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人選中了Linux搞商品化，那我就沒戲唱了，現在也不會是這處情況了。在對1998年的活動情況所進行的新聞組討論中有一種憂慮，就是怕一旦讓人搞商業化開發，開發商可能什么回報也不給。在某種程度上，我必須依賴新的合作伙伴，正如Linux發展商依賴我那樣。并且他們也證明了自己是值得依賴的。他們沒有躊躇后退。到現在為止，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作為linux商標的持有人和Linux系統的核心支持者，我體會到一種與日俱增的責任感。我深感與日俱增的責任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成千上萬的人如今正依賴著Linux，并且，巨大的壓力使得盡可能令人依賴的工作變得確定無疑。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協助公司來理解開放源代碼究竟意味著什么。就我自己來講，在貪婪的公司與無私的黑客之間，從來都沒有真正發生過戰爭。

不，我在英特爾請我幫他們處理奔騰芯片的FO OF鎖死問題后和他們會面，并不等于就是放棄了自己的理想（“是奔騰處理器的FO OF臭蟲嗎？”我就知道你準會這么問。沒錯，這就是我們這些怪怪的工程師編造出的怪怪的名字。“FO OF”是一行會導致奔騰芯片鎖死的非法指令行中頭兩個字節的十六進制表達式，所以我們這么叫它）。不，一方面公開源代碼的奇妙之處，同時又從一家封閉到連它在干些什么都不肯讓大家知道的公司那里拿薪水，這并不是虛偽。事實是，我當時很尊重Transmeta這種低功率芯片，現在依然尊重如故，而且認為它是當時最有趣的技術項目，可能在廣播電視方面得到應用。另外，我第一次可以和其他人協力同心，讓英特爾至少部分地公布它的源代碼。

作為一個要從技術立場和倫理立場兩方面都獲得信任的人，我感到很難在開放源代碼群體內部堅持自己的立場。對我來說，在與linux展開合作的公司當中，不偏不袒才是最重要的。的確，我沒有通過接受紅帽子公司以誠摯的謝忱為理由提供給我的優先認股權而出賣自己。而倫敦的一位企業家僅僅為了讓我在他那家羽翼未豐的Linux公司里當一個董事會成員就要付給我一千萬美金，但我還是拒絕了。這是否說明一些問題？他沒辦法理解我竟然會推掉這樣一筆輕而易舉就能到手的巨款。這仿佛是在問我：“你長這么大對一千萬美金這個概念到底知道多少？”

我從來沒想到我會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新近受歡迎的程度，不僅使我，事實上，也使整個虛擬社區為盛名所累。的確，正如開放源代碼在1998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最大的爭議之一就在于其名字本身。在此之前，已有了諸如GPL所許可的“自由軟件”，我們會提到軟件共享現象，以及通常所談論的“自由軟件運動”。這一用法源于“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該基金會由理查德?斯多曼于1985年為促進自由軟件工程而創立，比如GUN和由他發起的自由UNIX（Free UNIX）。

沒準，像艾立克?雷蒙德這樣的新教徒會發現新聞記者們全搞錯了。“free”一詞真的意味著免收任何費用嗎？“free”真的意味著沒有任何限制嗎？“free”真的意味著自由自在嗎？經過幾周私人信函的往來，我們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比起“free”來，我們更愿意使用“open”（開放）一詞。從此，自由軟件運動變成了開放軟件運動。對于那些樂意將此一場運動的人來講，我猜這的確是一場運動。自由軟件基金會仍然被稱之為自由軟件基金會，而理查德?斯多曼也仍舊是幕后在心理上進行策劃的人。

身為這一行動的實際領導者之一，我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Transmeta，我的電話幾乎整天響個不停，所有的電話都不外乎兩件事，要么是記者要采訪我，要么是某個會議的組織者要我發言。為了向全世界推廣開放源代碼和linux，我必須對兩者同樣以熱情相待。如果你能讓一個數學天才活躍于人民黨黨員的社交圈子里，你就創造了一個民間英雄。我忘記了艾立克?雷蒙德對我的評價：我看上去并不比許多黑客更特別。但我希望自己是不同于比爾?蓋茨的人。

比爾?蓋茨住在湖邊的一座高科技大廈里，我卻住在喧嚷的圣克拉拉的一座合住公寓的三間農舍里，在我女兒的玩具間穿行。我只有一輛破舊的龐蒂亞克牌汽車，并且自己接聽電話。新聞記者們似乎很喜歡看到這些，是的，有誰會不喜歡我呢？

linux漸漸開始被對微軟的一大威脅。

其實，當微軟面臨反托拉斯法案的困擾時，它也應該有一個真正的對手了——因為微軟幾乎插手所有軟件的開發的研制，不可一世得像是贏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時候，有人泄漏了“萬圣節文件”，一份來自微軟內部的備忘錄。文件顯示，微軟已十分關注linux。不久，史蒂夫?巴爾默就在接受采訪時回答：“是的，我很擔心。”其實，也許微軟能繼續從宣傳Windows NT與Linux間的競爭上賺取利潤，但Linux與微軟之間的競爭卻更趨激烈。

不用我站到臨時演講臺上大講微軟的壞話，事實就會說明一切，而事實恰好做出了對linux有利的說明。記者們喜歡這一切：言詞溫和的大衛（可能像只狐貍）與卑劣的壟斷巨人歌利亞之間的對抗。因為我能夠保持完全的公允，所以我樂于向記者談論這一事件。我喜歡把記者稱作混蛋，但我發現我與他們的多數訪談都十分有趣。記者們對我的故事也特別感興趣——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誰將是失敗者。

在從“摧毀微軟陰謀的阿米變形蟲”事件里得到滿足之后（注：為確保表達準確，這個句子曾受到微軟公司某個產品的拼寫檢查），記者們想進一步了解開放源代碼的概念。現在，對信息的解釋已十分容易，因為人們已能看到正在運行中的實例。進而引起他們好奇的是linux的管理方式，他們很難想象，經常連一些不過三十人規模的公司都亂得像馬廄，Linux　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合作項目，怎樣才能被管理得高效而有序。

有人杜撰了一個“仁慈的獨裁者”的名詞，來形容我對整個事情的把握。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時，想到了一個留著髭須的伊斯蘭教國家的將軍在給他饑餓的軍隊分發香蕉。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仁慈的獨裁者”的描述。我掌握著linux的核心技術，這是Linux的根本，所以每個與Linux有關的人都予我以最高的信任。我用在臥室里編碼的方式，管理著我數以十萬計的開發者參與的工程。我更愿意讓人們自愿自覺地承擔工作，而不是預先委派任務給他們。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事業中之后，我發現這并不是一個有趣的工作，它像是一種用戶級的編碼，而我們卻在努力開發這種低級系統。關于低級系統的每件事情，都能通過眾多的支持者最終反映到我這里來。

我有時贊成、有時反對他們的作法，但大多數時候我都無為而治。當兩個人對同一件事有　看法時，我對兩個人的意見都接受，看哪一個可行。有時兩者都加以采用，融合為一種新的方法。如果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尖銳分歧，各行其道，互不相讓時，我便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意見。如果某個開發者失卻了興趣，想退出開發，我會像所羅門王所做的那樣悉聽尊便。

仁慈的獨裁者？不，我只是懶惰。我盡量不做出決定，用無為而治的方法進行管理。那會使你得到最好的結果。這些話已經成為了報紙的大字標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對linux的管理風格在新聞界贏得了好評，而我在Transmeta那段短暫的管理工作卻徹底遭到了挫敗。我設法管理一批開發者，但我失敗了。像所有冒然闖入繁瑣得像廢物堆的辦公室事務的人一樣，我毫無頭緒。面對繁復的每周例行會議、工作回顧和行動規劃，我一籌莫展。三個月后，事實證明我對Linux的管理風格除了能獲得記者們的贊賞以外，并沒有給Transmeta帶來任何好處。

同時，新聞界還大力宣揚另一個話題：分裂。凡是曾經歷過UNIX那段不愉快歷史的人，都知道曾發生在UNIX代理商之間的無休止的爭吵。到1998年，所有的問題都已提上日程：歷史會不會在linux的身上重演？我的回答一直都是：盡管在Linux的代理商之間肯定會存在爭執，但決不會出現差點搞垮UNIX的那種分裂。UNIX的問題在于，為促使代理商實現外觀的統一而浪費了數年的時間，而這只是因為他們無緣獲得相同的資源基礎。實現外觀的統一不僅浪費了UNIX數年的寶貴時間，而且導致了殘酷的內部紛爭。不過，我可以告訴新聞界，Linux的代理者并不需要定期到知情者那里光顧。Linux組織內部的分裂因素要比UNIX組織少得多——因為即使態度不友好的代理者也能得到同樣的資源基礎，也能互相利用彼此的成果：源代碼開放，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和利用。

記者越提出這類問題，我越愿意會見他們（與我年輕時在赫爾辛基遇到的那些記者不同，九十年代的美國記者大多十分理智），我非常高興有機會與他們交談。

但發言則完全是另一碼事。我不是人們所說的天生的演員，要知道：我只是一個涉世未深的人。我甚至寫不好發言稿。所以，在一切準備好之前，我會一直等待，直到天黑。

不過，似乎還沒有發生過什么意外。通常是，我正在走向演講臺，還沒有開口，人們就站起來不停地鼓掌。我很想讓我的演講富有吸引力，但我總發現自己局促不安，所有的話聽起來都不自然，包括那句標準的“謝謝，請坐。”我似乎有點神經質。

而且，并不只是記者或會議組織者才會提問。一天夜晚，我正在和塔芙坐在家里給女兒們讀書，電話響了。

我接起電話：“我是托沃茲。”

對方說：“呵，你就是那個設計了linux的家伙？”

“是的。”

兩秒鐘的沉默后，電話“咔嗒”掛斷。

另一個晚上，一個人在拉斯維加斯給我打來電話，極力要求我為一些linux T恤衫生意簽約。

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申請一個不在電話號碼簿上登記的電話號碼。在我剛搬到加利福尼亞時，我沒有費這番功夫，因為一個不登記的號碼要比一個登記的號碼貴得多。當我知道花費不是很多時，現在我使用了一個不登記的電話號碼。在取消登記的電話號碼之前，有一次，大衛忘了我家的電話號碼，他打電話向電話局查詢，值班員查到了我的電話，然后驚奇地說：“他居然是登記的號碼？連同他的百萬財產嗎？”

不，我沒有百萬財產。我有百萬linux用戶，但我從來沒有從Linux掙來百萬財產。那確實很有趣。

 

7、財富的到來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經常覺得自己是最幸運的家伙。我不記得

我記得我與許多人握了手。

這一天是紅帽子公司上市的日子。公司幾年前就給了我一些股票期權，但直到最近才送來一些紙面文件。我并沒有興趣讀那些文件，它們一直扔在我電腦邊的紙堆里。我的確很希望紅帽子能走勢良好，股票期權并不是讓人特別興奮的事情——因為我還沒有意識到它意味著什么。令我興奮的是另一個原因：從許多方面來說，首次上市的成功代表著大家對linux的認同。所以那天早上我有點緊張，不過恐怕不只是我如此。市場已低迷了幾個星期，人們都想知道紅帽子的首次上市能否取得成功，或者沒準它會撤回上市申請。

結果它終于上市了。在大會門口我們得到了消息：紅帽子的股票開盤價是十五美元，或者是十八美元，我已記不清了，最重要的是那天的交易在三十五美元的價位上收盤——雖然沒有創什么記錄，但運行良好。

我記得我與塔芙和德克駕車回家，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接著，我想到了錢。我開始興奮起來。

直到我們被擁擠的車流堵塞在101公路往北的?上，我才清醒地意識到，我在一天之內從身無分文一下子變成了擁有五十萬左右美元。我的心跳開始加劇，既得意又有幾分不敢相信。

我對股票運作一竅不通，我需要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于是我給萊瑞?奧古斯丁打了一個電話。我告訴他，他是我所認識的唯一通曉股票事務的人，我當時是這么說的：“你是否喜歡做我的股票經紀人？或者你能推薦一個你信任的什么人，因為我不想在網絡上進行交易。”

紅帽子給我的是期權，而不是直接的大宗股票。我不知道怎樣去動作他們，我知道通常會有一個資金擱滯期，但我不知道是否對我也是一樣，我也從沒有想過納稅。萊瑞精于此道，并且交往廣泛，我在萊曼兄弟交易所見到了他。但他對我并不熱心，因為我不是一個大客戶，但他答應幫我考慮下一步怎么辦。另外，在上市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紅帽子人力資源部或是他們的律師的電子郵件，信中提醒我在公開上市以前公司的股票就拆分了。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于是，我找出那些裝著股票期權文件的馬尼拉紙信封，閱讀我以前不愿費力去看的文件，文句很淺顯（法律術語）：我擁有雙倍的期權。

我的五十萬美元現在變成了一百萬。

說實話，我已顧不得長期以來在新聞界形成的形象了，也顧不得自己實際像個無私的取悅于人的雜耍演員一樣生活于窮困之中的事實了。我亢奮不已。

我接下來閱讀了所有關于紅帽子公司股票的報紙報道，是的，我有一百八十天的資金擱滯期。

沒有親身經歷過，你就無法想像一百八十天對于一個第一次成為名義上的百萬富翁的人來說，到底有多長。

現在，我有了一項新的活動：跟蹤紅帽子公司股票的價格。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紅帽子公司的股票價格一直在上漲，它一會兒穩步攀高，一會兒直線上升，總之是不停地上漲。到達某一點時，它再次拆分股份。情況最好時，我的股票價值達到了五百萬美元。

紅帽子就像華爾街，起價很低，但不斷上漲。它與其他許多領域發生了戀愛關系，甚至與互聯網也產生了某種遠距離的關系。紅帽子公司脫穎而出。我們成為1999年末那幾個寒冷月份里的大眾話題，電臺和報紙的投資評論家都從這種讓人發狂的有望打敗微軟的操作系統上得到了讓自己滿足的機會，而我的電話也一直響著。這一切與

那是一次超出任何人意料的上市行動。

萊瑞.奧古斯丁和我趕往金山的波士頓第一信用中心，參加首次上市路演。我穿著平時所穿的衣服：一件免費贈送的T恤衫和一雙涼鞋。我們還帶著妻子和孩子——帶著蹣跚學步的孩子在衣冠楚楚的投資銀行家中亂跑，的確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一切都在突然之間發生了。屏幕上晃動的手勢表明，VA linux在第一天的交易中，賣價在每股三百美元左右。這是以前聞所未聞的。即使沒有看到手勢，我們也知道這創造了一項記錄，因為從銀行投資家被CNN和財經新聞網的所震驚的表情也可以看得出來。說到萊瑞，他表現得像平常一樣冷靜，我敢肯定在整個過程中他連眼皮都沒眨一下。當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為我在忙著追趕我的到處亂跑的女兒。

現在，即使馬達加斯加雨林中的居民都可能知道，萊瑞因此而暴富。當他趕來舊金山時，他的公司里沒有多少凈資產，而當他返回硅谷的時候，他的身價已高達六十他美元。而且，如報紙不停報道的，他才只有二十幾歲。

對我來說，我得到了VA linux的大宗股票期權。如紅帽子一樣，我在六個月內不能賣出股份。但與之不同的是，紅帽子一直穩定地上漲，而VA Linux卻價格日跌。雖然VA Linux上市第一天創出高價的記錄，但在此后的六個月內，它的價格一直下跌，最低點跌到了每股二十五美元。一方面，它是市場調整的犧牲品——四月份的市場調整損害了大多數技術股的價格。另一方面，也由于我的股票在VA Linux所受的限制——因為VA Linux尚處于資金擱滯期，所以我無法對波動激烈的市場加以利用。從心理學觀點講，跟蹤公司的趨勢要比根據紅帽子的運行情況做出決策更加困難。在那些天里，當我躺在床上，常常因擔心凈資產的日益減少而突然醒來。

但我依然認為自己是最幸運的家伙。

 

一月的一個晚上，李納斯駕車來到我在蘇薩利托的辦公室。在對我所使用的蘋果電腦和非linux的操作系統開了幾句玩笑之后，他坐下來，讀我所寫的冗長的前言草稿的第一頁。那是我從他的視角以第一人稱撰寫的。我就坐在旁邊，唯一的響聲是李納斯讀到無論他怎么不在意，自己也已成為全世界關注的明星，芬蘭為有像他這樣的人而驕傲，就像為音樂家西貝柳斯和馴鹿尼基而感到的驕傲。大約過了十分鐘，他讀完了前言，他唯一的評價是：“哥們，你寫的句子真夠長的。”后來我們花了兩個小時把句子削短，把一些專業術語改成常用詞語，同時也嘗試著一起寫作。事實證明在合作方面，我們是消磨時光的高手，最后我們放棄了那篇前言。

接著，李納斯嘗試著提高我的純平顯示器的分辨率，但沒有成功。那是去年產的“藝術之國”顯示器，我把它當作身份的象征。“你怎么能從這上面看東西呢？”他問我。最終，他成功地把顯示器的分辨率提到與機器的標準相匹配，然后，他拿出一頁紙畫了一副草圖，向我解釋顯示器的工作原理。不知過了多久，我說：“嘿，讓我們來點壽司。”

“關于錢的事情使我發瘋。我一直等待資金擱滯期的結束，我心里總在想：好像有很多錢，卻還是沒有錢。”

我要了清酒，他因為要開車，所以只喝果汁。

“到現在，我們的經常賬戶上從來沒有超過五千美元，除了可以存著卻無法花的股票和證券，那就是我們所能消費的所有的錢了，所以，現在我只是名義上很有錢，而……”

“大約有多少錢？一兩百萬？”

“兩千萬吧？如果不再下跌。那是VA linux公開上市以來發行股票的價值，但在資金擱滯期的六個月間，我沒有機會拿到錢。不，現在來說只有五個月了。”

“我看不出有任何問題，你真的必須五個月后才能買一所大房子嗎？并不是我沒有同情心，而是……”

“嗨，一開始，我們像是有很多的錢，可以買任何我們中意的房子。我們需要一所有五個臥室的房子，房子周圍要有大片的空地，能使我們聽到動物的叫嚷聲。我在平常工作時，每天都打彈子球，所以我希望有一個足夠大的房間，能安放彈子球臺。我們還想有一個獨立的單元，供塔芙的父母來看望我們，或在我妹妹的朋友從芬蘭來時能住上幾個月，順便也幫我們看看孩子。很有意思，當我們從芬蘭移民到美國時，我們有了帕特里夏，當我們從公寓搬入套房時，我們有了丹妮亞拉，而且……”

“所以你們很想再生一個孩子。”

“嘿，我們順其自然。”

“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聽到你宣稱：‘我們正要再生一個孩子！’你這個能干的家伙。”

“好吧，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房間，我們曾去看過幾處空房，但這些待售的房子價格高得實在離譜。我是說，我有兩千萬美元，而且那是靠非凡的成就得來的。我能夠買得起任何房子。但我們看過的一座房子臨著一片樹林，沒有空地，而且相當荒蕪，卻索價一百二十萬美元，而最好的房子要五百萬美元。至于那兩千萬美元，你必須拿出一半納稅，于是你只能剩下一千萬美元。而像這樣一所房子，每年的房產稅就是六萬美元，所以你還是預留出這筆錢。而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除了這次以外，我是不是還能這樣地大筆掙錢。我不愿做不自量力的事情，以致我們付不起在那所房子里的費用，我也不愿負擔著貸款抵押。”

“我并不同情你。畢竟，如果Transmeta上市后運行良好，你就可能一切順利。”

“是的，但我只是一個資歷不深的管理者，我還沒有那么多的股票，也沒有那么高的薪水。”

“李納斯，如果你愿意，你能見到這所城的任何一位風險投資商，然后得到任何你想得到的……”

“我想你是對的。”

 

8、糟糕的展示會

下面是我所遵循的信條，第一條是“推已及人”，如果你能恪守這一原則，你會在任何環境下都知道該怎么做。第二條是“以己為榮”，第三條是“行而樂之”。

當然，要做到“以己為榮”和“行而樂之”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VA linux首次上市前的一個月，在拉斯維加斯計算機分銷商展覽會的“1999電腦分銷商展覽展示會”上，我的主題講演就沒有了得成功。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人們所見過的最大也是最糟的展示會。在接近一周的時間里，內華達的拉斯維加斯這座原本昏昏欲睡的城市，就成了一塊磁鐵，吸引了幾乎所有能夠買賣的高科技產品和大批希望購買或出售產品的人。那情況也是前無古人的，你在任意一輛出租車內搖下窗戶，隨便向路邊挺胸走過的妓女提問：“主題演講幾點開始？”她都能告訴你答案。

linux的“仁慈的獨裁者”被商業展示會的組織者邀請做一次計算機分銷商展覽會主題講演。這是一宗有意義的事情，是計算機待業認同Linux的方式，也是他們評估Linux的方式。

星期天，即展示會的前一天晚上，比爾?蓋茨作了一次主題演講。他吸引了大批聽人，在威尼斯飯店那個足有七個常規宜家家居倉庫大的舞廳里，擠滿了站著聽講的人。那些希望聽到蓋茨談及反托拉斯案件（當時審判還在進行）或者僅僅是為了回家告訴孫子他曾看到世界上最大富翁本人的人們，在演講開始前幾小時就順著飯店的底層排起了蜿蜒的長隊。蓋茨用律師的玩笑開始他的演講，接下來是精心設計的微軟網絡技術演示和高清晰視頻片斷，引起了聽眾的陣陣笑聲。其間曾有人插話說蓋茨的服飾是摹仿奧斯汀?鮑爾斯。

我不在場，我正陪著塔芙買浴衣。

第二天晚上，在同一處地方，我發表了主題演講。

我寧愿去購物，可是……并不是我沒有做好準備。平常我一般在演講的前一天寫好發言稿，但那次我卻被搞了個措手不及。演講被安排在星期一晚上，我早就寫好了發言稿并開電腦制作幻燈片，到了星期六，一切看上去都準備就緒了。我甚至把發言稿拷在了三張軟盤上以防萬一。我討厭演講，但我更討厭失敗的演講。我甚至把我的發言稿放在了互聯網上，以備萬一我所有的軟盤都出了問題。

在街上由于參加計算機分銷商展覽的人太多，引起了一場交通。我們到達威尼斯飯店時，離預定的演講時間只有半個小時。我和塔芙、我們的女兒以及一些參加展銷會的親屬在進入飯店后臺區域時遇到了問題，因為一名組織者忘記把安全證放在哪兒了。于是，一切開始出軌。

最后我們還是進去了。面對四十個人演講，我就會緊張。我希望只留下我生命中最偉大的聽眾一人在場。接著事情發生了。

我發現兩天前我辛辛苦苦收拾好的計算機不見了，而且到處都找不到，真是愚蠢極了。有人提醒我，人們在演講前四個小時就樓梯口排起了長隊，而且等候區已經人滿為患。而我們卻像只無頭的母雞，在后臺到處亂竄，尋找丟失的計算機。

那是一臺裝有辦公室之星——linux辦公軟件系列之一的普通臺式電腦，那是兩天前我剛裝上去的。我以為只要放進軟盤就一切順利進行，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得十分充分，甚至線纜都整理得一絲不亂。但是現在電腦卻不見了。很顯然，電腦是被貼錯了標簽，然后被運走了。幸運的是，我還帶了我的便攜式電腦，也存有我演講用的幻燈片材料，而且它也有辦公室之星系統。

因為是便攜式電腦，所以沒有裝載足夠用的字體，那意味著我最后一線希望正在消失。當我意識到這些時，我想：誰會在乎這些？我會順利過關的。接著我們手忙腳亂地連接各種線纜。確切地說，在機器安裝好之前，組織者已開始放聽眾入場。我站在那兒，竭力把機器準備就緒，一股人流沖進了聽眾席，占滿了每個座位，也占滿了每塊可以站人的地方。

很幸運，在我開口以前，他們給予了長時間的鼓掌。

我用比爾?蓋茨用來開場的關于律師的笑話的只言片語作為開場白，開始了我的演講。我只用了一句話暗示Transmeta正在開發新的秘密產品。新聞界曾紛紛猜測，我會利用計算機分銷商展覽會講演的機會推出Transmeta的芯片。但我們當時并沒有準備好。我演講的主要內容只是重復電腦開放源代碼的好處我也沒有采用像往常一樣的演講方式——不停地講笑話。另一方面，與塔芙和帕特里夏在一起的丹妮亞拉大哭起來，仿佛整個拉斯維加斯所有的娛樂場所和街邊俱樂部都能聽得見。

這實在不是一次可以長久容身于著名演講之間的講話。

后來，曾有人盡力想讓我輕松起來，告訴我前一天晚上在同一個講臺上比爾?蓋茨也明顯地很緊張。但是，他在講臺上的演示畢竟很順利，不過他的麻煩是：美國司法部正在掐緊他的脖子。而我覺得我已高枕無憂了。

 

這似乎是《新聞101》中的一個策略：從等候的隊伍中，找出為了能聽到李納斯的報告而等候最久的人進行采訪。是的，要想得知這些把李納斯視作穿著銷售者外衣的上帝的狂熱崇拜者心中的感受，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方法呢？

下午五點鐘，我乘電梯進入了電腦迷們企盼的圣地。在溫長蜿蜒的隊伍的最前頭，是一名沃爾沃勒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學生，他很愿意與我交談。為了見到李納斯，他已等候了兩個半小時，而且他還要再等兩個半小時才能進入報告廳。他的同學站在他后面的隊伍里，大約比他晚到了半個小時，他們與一名教授從華盛頓州駕車趕來，在當地一所高的健身房里睡了一夜。這些學生都已開始了自己的網頁設計工作。他們很隨意地把自己成長的世界分為兩類人——黑客和穿商業套裝的人，并不停地向我指出正在不斷加長的隊伍中的穿商業套裝者，口氣通常是這樣：“嗨，看那些穿商業套裝的家伙。”他們戲謔的對象也對他們禮尚往來：“嗨，看那些狐貍。”但相同的是，他們都大聲喧鬧著，拍著高舉的雙手，互相戲謔，戲謔的言詞大多與計算機主板和內存容量相關。

接著他們談起了李納斯。李納斯的名字被冠以大寫：“LINUS不會為任何非開放源代碼的公司工作。他決不會。”他們盲目地聽信一些娛樂站點的報道，也訪問一些充斥著關于Transmeta流言的站點，消息的傳播有點像好萊塢女演員愛情生活的驚人細節。而且，并不是只有早早趕到這兒的熱心者才有這種狂熱和推測。

我進了男廁所，走向小便池旁，打斷了一場正在進行的談話。

“這個演講將和比爾?蓋茨的演講一樣無聊。”

“你還期望什么呢？”另一人回答，“李納斯是個黑客　不是一名穿商業套裝得。我覺得，應該寬容他一點。”

我們終于進入了聽眾席。我們沒有夠擠到前面，只是在中后部。我的伙伴——沃爾沃勒大學的學生因為看到他所崇拜的英雄而興奮異常，同時他也為沒有能占到第一排的座位而憤怒——他認為他應該擁有那個位置。接著他開始指出聽眾中的穿商業套裝者。雖然我們離前面有

最后，李納斯和其他人都走向前臺。大會向聽眾介紹了“瘋狗”約翰?霍爾。我的沃爾沃勒大學的同伴異常興奮，“看他的大胡子。”他指著linux國際執行總裁凸起的脖子說。“瘋狗”說他很高興向聽眾介紹一個人，他把這個人幾乎視作自己的兒子。李納斯再次?上前來，與約翰?霍爾熱烈擁抱。

即使從后面的席位上，我也能看出李納斯有些緊張。

他說：“我想從一個關于的玩笑開始，可已經有人用過了這個情節。”這是關于令微軟苦惱不堪的反托拉斯法案的一件事情，前一天晚上比爾?蓋茨也用它作為演講的開頭。“有誰聽到過更好的笑話講一個好嗎？”

接下來，他用一句話暗示了Transmeta正在開發的新產品。隨后便是幻燈演示的講解和開放源代碼日漸重要的申述。既無出奇之處，也無新鮮貨色。

他的演講是在一種疲倦但還令人愉快的單調聲音中進行的。中間，他的一個女兒哭了起來。他不得不停下來說：“那是我的孩子。”你抬頭看會場的屏幕，能看到他額頭的汗珠在講臺燈泡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聽眾們開始排隊提出問題。他謝絕回答自己最喜歡哪一種linux的文字處理軟件。當有人問他家里有多少只撐得鼓鼓囊囊的企鵝時，他說：“的確有不少。”當有人問他住在加利福尼亞感覺怎么樣時，他高度贊美了加州的氣候：“現在是十一月，我還穿著短褲，如果是在赫爾辛基，我早就沒命了。”一位崇拜者走向提問的麥克風宣布：“李納斯，你是我的英雄。”他對此作了回答，如同數以百萬次地聽到和回答同樣的贊譽，他說：“謝謝。”

提問結束后，數百名聽眾擁向講臺區，李納斯開始退場，他盡可能地握一下他所能握到的手。

 

9、媒體的攻擊

 

linux革命結束了嗎？

撰稿：斯科特?伯瑞納托，《PC周刊》

謝謝您的垂詢，革命已經結束。您如果想得到關于linux的更多信息，請按……”

這表明李納斯?托沃茲有了一名助手，意味著整個linux也流俗了，所以還是忘掉這場革命，重新回到Windows操作系統去完成工作吧。

以前，記者把電話打到以斗篷和短劍為標志的Transmeta公司找linux操作系統的發明者時，接通分機，你總會聽到另一端李納斯自己的回答：“這是托沃茲。”他很耐心地回答你的提問，告訴你他沒有時間。有時，即使你提問的是毫無意義的初級程序員思索的問題，他也予以答復。那時總是他自己接聽電話。

今天，當你打到Transmeta公司，接通他的分機以后，卻會有一個悅耳的女子聲音歡迎你的來電：“謝謝您給李納斯?托沃茲來電。這個電話不接收信息，如果想與他聯系，請把傳真發往……”

什么？一切都改變了。對你來說他已是可望不可及了。他已很富有，他已是位名人，如果想和他會見一次，就像會見其他計算機界的大腕名人一樣困難。女子繼續喋喋不休地重復傳真號碼。如果你想要撥打原先的0#號找一位接線員……“我們的接線員不負責為他仁慈信息，也不知道他的日程表。”她的聲音還算動聽，不過最糟的一句是：“但他們很高興把您的傳真號碼告訴他。”啊啊，比爾?蓋茨還很高興分裂微軟以取悅戴維?鮑埃斯（David Boies）呢。

linux革命并沒有結束，但與任何革命一樣，零星的喧嚷正在被眾多的支持者所取代。遠方的新生波浪正在取代眼下無用的頑石，富有的地主也跟從在貧窮的納稅者后面參加起義（順便提一句，后來，富有地主極力主張向邊遠地區居民征收威士忌稅，其實威士忌稅與以前向他們征收的茶葉稅沒有多大區別）。

實際上，這正是李納斯開始變得毫無意義的時候。所以，只提供一個新聞電話號碼或者令人不快地把提問范圍加以限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月早些時候，在圣何塞舉行的linux世界博覽會的問答會上，參加問答會的托沃茲難以當場回答眾多提問者的問題，所以不得不喋喋不休地重復著相似的答案，應答相似的問題。開放源代碼能用于商業領域嗎？你會不會像比爾?蓋茨管理微軟那樣管理Linux？你怎樣評價微軟？什么是開放源代碼？什么是Linux？為什么以企鵝為標志？

因此，托沃茲像體育明星那樣把話題限制在一個固定的范圍內，如特姆?羅賓在布爾?德拉姆所說的：“我只是來到這兒并盡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努力去幫助球隊……”

問題不僅太多，而且記者們在與技術無關方面的提問有時候也令人難以預料。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頂尖人材》的記者問他怎樣把握小型和中型商業市場。托沃茲象征性地回答：“就個人來說，我一個都不把握。”回答過兩個問題后，一位熱心者——一名自以為對開放源代碼的混亂狀況有獨到見解的記者問托沃茲，他怎樣評價公司就農作物基因申請專利這一問題。托沃茲做了象征性的回答：“對于申請專利，我同時懷有兩種心情——好的和壞的，但壞的成分更多。”

程序員們認為：如果有人向你提問農作物基因的問題，那么你可能該請一名助手了。

所以，李納斯不再自己回答電話也許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失去了感受他的直率和自謙的機會。所以，我們希望如果我們的傳真的確放到了他的辦公桌上，他確實會給我們一個答復，而這答復將會保持他的托沃茲風格。

但假如負責公共關系的人士們已經開始負責這項工作了，我們恐怕就沒有機會再次感受李納斯的個人魅力了。

 

好的，我想我應該向伯瑞納托先生解釋，但不是道歉。

任何一個讀過這個專欄的人都明白，作為計算機呆子的領頭人所產生的壓力，已經使我從一個電腦迷變成了一個混蛋。他錯了，實際上我一直是一個混蛋。

要從頭說起。我從來憎恨語音信箱，它是技術利用方面的負面例證。事實上，它是現存技術中最糟糕的技術，我強烈地憎恨它。在Transmeta公司是地，最初我們使用一種分立語音郵件系統，每個雇員都可以收存二十分鐘打進來的語言信息，時間用完之后，打電話者會被告知郵箱已滿，請與接線員聯系。我的語音信箱總是滿著的。

我想這正是記者們造成的麻煩。在我的語音信箱滿了之后，他們就與接線員吵鬧。經歷過數百次以后，接線員失去了耐心，她們也知道我對這些來訪者不感興趣，但她們不愿讓打電話的人覺得是她們要趕走來電者。

于是，我只好不聽錄音信息就直接把它們刪去，以使前臺的人不再受打擾。大多數時候，我根本不聽任何信息。不過，打電話的人通常把電話號碼說出來以供記錄，所以我不得不聽十五遍去把他們所說的話弄清楚。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我不給他們回電話。人們留下號碼后常會被一種溫暖、易于動感情的情緒控制，直到明白我不會給他們回話為止。

那就是他們找到接線員的時候。由于接線員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我告訴他們，要來電者給我發傳真。傳真與語音郵件一樣令人厭煩，但只要你愿意，你還是能夠弄清楚傳真上的電話號碼。

而我卻從不想去弄清楚。

起初，接線員禮貌地告訴來電者請他們給我發傳真。最后，人們認識到我實際上并沒有讀那些傳真。一周后他們又打電話來，抱怨說他已把傳真發給了我。接線員又被弓弦進來，可他們的工作并不是處理我的電話。

盡管伯瑞納托先生對我在linux發跡之前的良好形象進行了慷慨的描述，但我實際上一直就是一個刻薄的家伙。這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情。

傳真問題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最后，他們設立了一個沒有語音信箱的專門的電話信息接待處。Transmeta已聘用了公關人員，他們自愿為我處理這一事項。聽說他們受過職業訓練，專門處理這一類事情。他們告訴我，好使我不想與記者們交談，我也應該盡量給記者們回電話，如果我回話，記者會有一種溫暖而快樂的感覺。我對此的反應是：我才不在乎他們的什么溫暖或快樂的感覺。

當我在辦公桌前時，碰巧有人打來電話，我確實會親自接聽。但那并不能被解釋為平易近人，那當然也不是一次政治宣言。對開放源代碼的立場并不能使我比別人更為平易近人，也不能 比別人更為道德，也不能說明我更易于接受別人的意見。這從來不是事情的關鍵。事情的關鍵在于，即使我是來自地獄的最黑暗的魔鬼，即使我邪惡異常，人們也可以在使用linux時忽視我的存在而自行處理自己的工作。這與我個人的開放與否無關，這只與他們擁有忽略我的權力有關。那才是最重要的。

linux沒有官方版本，有我的版本也有任何人的版本。事情是大多數人都相信我的版本，并把它看作事實上的官方版本，因為我為之工作了九年。我是發起人，人們都認為我的工作十分出色。但我們可以說，即使我刮成光頭沖他們大喊“向我鞠躬，否則，我打死你們”，他們也不會搭理我的。

人們相信我，而他們相信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曾經值得信任。

那不意味著我愿意去聽語音郵件，或者愿意我在辦公室里時人們正好打電話進來。

我并不認為人們應該把我看成是一個所謂的好人，給任何給我打電話或發電子郵件的人回話。想來這事的確奇怪，到底是哪些廉潔把我描給成了一個不愛錢財的謙恭的和尚或圣人。幾年來，我一直想驅散這個神話，我不想成為新聞界所希望的那種人。

事實是，我從來憎恨那個謙恭的和尚形象，因為那個形象實在太不酷了。那是個沉悶的形象，而且，那不是事實。

 

鉆出我的臥室，站到世界的聚光燈下，我立刻感覺到我必須學會某些別人在進幼兒園時就已學會的生存技巧。例如，我從沒有預料到人們會如此認真和荒誕地對待我和我的一舉一動。有兩次的情形，可以說明這同一個主題。

在大學時，我在電腦上建了一個總目錄，所有目錄的名字都與它有聯系，目錄的名字是為了作為個人的提示，所以我把機器中的總目錄命名為“李納斯?上帝?托沃茲”。我是我辦公室里那臺機器的上帝，這有什么問題嗎？

人們使用一臺linux或UNIX的電腦，他們會敲鍵盤看看誰登錄過那臺電腦。因為有了防火墻，所以這種操作今天已不經常。但在幾年前，如果人們想知道另一個人是否登錄或看過他的信件，就必須敲開電腦看看。這也是看看別人放在計算機上的個人信息(它有點像網頁的前身)通常所用的方法。我的“項目計劃”總是包含著最新的核心版本，所以人們要想知道當時版本的方法，就去打開的電腦看看。有些人甚至把這一過程設置成自動完成，他們每次訪問我一個小時，以便?上版本的更新。不管怎樣，當人們訪問我時，都會看到那個總目錄被稱作“李納斯?上帝?托沃茲”。起初還沒有什么，但不久我開始收到電子郵件，人們告訴我那么做是褻瀆上帝。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更改了它。這些人對待自己過于認真，而他們的　法通常使人發瘋。

當然，另一次是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事件。哎，那真是糟透了。最近出版的一本關于紅帽子公司的書，把那一事件看作帶有潛在災難的國際性事件。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紅帽子舉行了一次linux用戶集會，邀請我參加，會議就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德漢姆市舉行。聽眾席擠滿了聽講的人。當我站起走向講臺的時候，人們都起立并向我歡呼，第一句進入我心中的話就從我嘴邊溜了出來：

“我是你們的上帝。”

那是一個玩笑。因為那樣可以喊得更響。

那并不是說：“我就是你們的上帝，你們要牢牢記住。”那只是表示“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是你們的上帝，雖然我感激你們這種對我的贊賞，但現在請坐下來聽我演講，聽過了再表達你們的態度。”

我相信我再也不愿重新經歷這一切。

這幾個字的開場白使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幾小時后，我的這句話成為新聞討論組里專欄的標題。我承認，這句開場白不雅，但這不是故意的不雅。事實上，我只是走向一個講臺，而人們站起來并向我歡呼，我很窘迫，而那正是我對付困窘的方式。

人們對待我太認真了。他們對許多事情都看得過直。在為linux奔走的幾年里，我認識到了一件更糟的事情：有些人并不滿足于過分認真地對待自己，如果他們自己的成見沒有被別人實踐，他們便會更不高興。

這成為我生活中最大的煩惱。

你曾經思索過狗為什么那么喜愛人類嗎？不是因為它們的主人每六個星期就帶它們到整形師那里去一趟，也不是因為它們的主人偶爾會在人行道上撿起它們的糞便。狗喜歡人類是因為人類喜歡命令它們怎樣去做，那是它們活著的一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們大部分都被閹割，所以它們已從繁衍下一代犬科動物的工作中被解脫出來。另外，它們對項圈下的交配也沒有多少欲望）。作為一個人，你是狗群體的領導者，你告訴狗該怎樣做。狗的情感服從于你的命令，而且它們喜歡那樣。

不幸的是，人類的性情也是如此。人們希望有人告訴他們該如何行動。這種傾向植根在我們的基因核里。任何社會性的動物都本性如此。

所以，那些具有個人意識，敢于對別人說“不，我不遵循”的人就變成了領導者。要變為一名領導者并不很難（肯定如此。我不就變成其中一員了嗎？）。那些沒有這種信念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更喜歡領導者替他們做出決策并告訴他們該怎么做。

當然，人們遵循他們所選出的領導者的吩咐去做是正確的。我爭論的并不是這一點，我所要說的是，不論領導者還是跟從者，都想把他們自己的想法強加于對方，正是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這不僅令人沮喪而且可怕。令人沮喪的是人們會盲目服從任何事物，其中包括服務我；而令人可怕的是，人們希望把他們的盲從心理強加于他人，當然也包括強加于領導者。

當坐在計算機旁，對一些微妙的技術問題深入思考時，你就會忘記那些棱角分明、隨時會碰到門上的機器人。當看著孩子最后終于入睡時，你就不禁生出絲絲柔情。另一個手邊的更貼切例子發生開放源代碼組織中：狂熱者相信每種發明都應在公共通用專利（GPL）下注冊（用黑客的話說，就是“GPL’d”）。理查德?斯多曼希望把一切都歸入開放源代碼。對他來說，這是一項政治斗爭。他希望利用GPL作為促進資源開放的方式，他認為舍此之外，別無它途。而我開放linux資源則不是出于那么高尚的目的，我希望得到回報。這是事情運行的法則，在計算機研究的早期，大多數工作是由大學或國防軍事組織承擔的，最后都開放了。如果有人需要它，你會把你的成果與另一所大學共享。理查德在被趕了他所喜愛的研究后，成為自覺開放源代碼的第一人。

的確，把某人的技術公開，把它改進成像linux那樣具有統一術語的可用資源，由此會產生一系列的技術革新，其好處是不可勝數的。只要你看到了這些好處，你自然會反思那些質量很差的封閉軟件項目。公共通用專利注冊和開放源代碼模式為最好的技術產生創造了條件。不僅如此，它還防止了技術封鎖。而且，它還保證了任何對研究和技術感興趣的愛好者都不會被排斥于開發研究之外。

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斯多曼，這位提供公共通用專利注冊而值得尊敬的人，曾為自由軟件的出現而歡呼雀躍。因為他參加了馬薩諸塞技術研究所的一系列有趣的開放研究工作。但當這些項目轉變為私人公司的項目時，他便被排擠了出來。研究工作中最有意義的是表處理語言（LIS）機的開發，表處理語言開始是作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被加以開發的。像許多事情一樣，有人看到事情進展得如此順利，認為應該把它納入商業軌道并從此獲取利潤。這種事情在大學里隨時都會發生。但理查德不支持將其商業化，所以當1981年LISP變為斯姆伯利克公司的一個項目時，他突然被開除了。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斯姆伯利克公司還解雇了許多在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的他的支持者們。

相同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了好幾次。我理解他的想法，與其說他的動機是反商業化，倒不如說是反壟斷。對他來說，開放源代碼關系著無論誰對項目進行商業化他都能夠繼續工作。

GPL為每個人都提供了機會，成績卓著，這是人類的一個巨大的進步。

可是，所有設計創新都應納入GPL嗎？

這他媽的完全不可能。這事就像墮胎合法化問題移進科技領域一樣棘手。應由開發者個人自行決定是在GPL里注冊還是利用其他更便于保護版本的方法。令我幾乎發瘋的是，理查德認為非黑即白，別無　，由此產生了不必要的政治劃分。他從來不理解別人的觀點，如果他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他將是一名狂熱的教徒。

實際上，最令人惱火的事情是幾名摩門教徒敲開我家的后門，他們告訴我應該相信有人敲后門（或用電子郵件轟炸我的信箱），是我應為我的軟件注冊這件事。這當然不是一個政治話題，人們應該做出自己的決定。建議別人在GPL注冊或不注冊是一件事，就此進行急診則又是另一件事。當人們抱怨我在為一家商業公司工作，而這家公司從來不做任何與GPL注冊相關的業務時，我能說的是：少他媽的多管閑事！

理查德最讓我生氣的地方，并不是他主張linux應該稱為“GEU Linux”，因為Linux的核心的確利用了GEU軟件程序的許多材料；也不是他誣蔑我過分張揚，聲稱當他與人分離代碼時我還是一個在洗衣籃里睡覺的孩子。讓我覺得他討厭的原因是，他不斷地抱怨別人不在GPL下注冊Linux系統。

有眾多的原因使我對理查德充滿贊賞，但只能從遠處。我想，我傾向于尊敬像理查德這樣有強烈道德感的人。

可是，他們為什么不能獨善其身呢？我最不喜歡別人教訓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么，我討厭別人對我的個人決定指手劃腳（也許我的妻子除外）。

在linux的發展過程中，艾立克?雷蒙德等專家指出，操作系統的成功與否以及開放源代碼發展的性，或多或少都與我的實施方式和在爭執中保持公允的能力有關。雖然艾立克可能是開放源代碼現象的最好發言人（但我非常非常不贊成他那種偏激情緒），但我還是相信他有點偏離了闡述的主旨。并不是我要避免偏袒，而是我憎恨任何把自己的道德觀念強加于他人的人。在此，你可以把道德觀念替換為“信仰”或“價值方式”等。

把道德觀念強加于人是不對的，其下一步，把道德觀念制度化也無疑是錯誤的。我只是對自己的選擇抱有極強的信心，這表明我認為當面臨道德問題時，我會做出自己的決斷。

我希望自己做出決定，我反對繁冗的社會規則。我堅持每個人如果在自己的天地里，只要不妨礙他人，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發現了幾可怕的規則，尤其是其中強加于學校和孩子們身上的規則。想一想關于強加給教育改革的規則，以及以后發展的錯誤方向，你就會感到它的可怕。

這就是實際上沒有必要卻無處不在的所謂的社會良知。

同時，我個人還認為比我和我的道德判斷更重要的，不是人類，而是進化。從這一方面說，我希望我個人的選擇能履行其社會責任。那也許是本來即有人，我想它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個固定部分，促使人們考慮社會事務。否則，我們早已過分偏執。

此外，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說，就是那些過于嘮叨的人。人們沒有理由空話連篇，也沒有自以為是。

嗨，我聽起來與他們一樣嘮叨。

但是，當人們開始過分認真地對待你時，就為你設下了一個溫柔的陷阱。

 

10、舞會上的國王

在

大多數芬蘭人像慶祝其他事情一樣慶祝獨立日，舞會頻繁地舉行。好使以芬蘭標準衡量，在獨立日夜晚之前的舞會也算得上是過于頻繁了。所以幾乎整個國家的公休假日里，人們都坐在電視前恢復體力。也有別的選擇，即醉醺醺地在雪地里中跋涉。

能夠把每個人都吸引到電視前的只有一件事：總統舞會。芬蘭上層社會傳統風俗不多，所以總統舞會十分重要，是唯一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性大事。舞會實況向全國電視轉播，好讓人呆在家里以免醉醺醺地駕車上路。同時也向世人證明芬蘭有能力推出自己的奧斯卡頒獎晚會片。當然，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比方：這是芬蘭上層社會的超級杯盛事。

所以，整整一天，從北部的約茲杰克到南部的漢科，芬蘭人都在看參加舞會的受邀者與總統握手，通常男人穿著燕尾服，女人則穿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晚禮服（斯堪的那維亞所特有）。

1999年獨立日，我受到了邀請。

如果你是駐芬蘭的大使或者是芬蘭議會議員，你將自動受到邀請。除此之外，每年還根據情況邀請一二百人，他們可能是奧林匹克冠軍，也可能是幫助總統處理事務富有成效的人。如果你是冰球隊長，而當年冰球隊又恰好得了世界冠軍，你將會受到邀請。今天，如果你發明的操作系統受到世界矚目，你也會受到邀請了。你還可以配偶或朋友一起參加，如果既沒有配偶也沒有朋友，你也可以帶上你的姐妹。

很幸運，我和塔芙都能參加。八月，我們就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前往芬蘭后不需要重新簽證就能返回美國的許可，到十一月我們才收到返美證。兩個星期后，我們收到了參加總統舞會的請柬。

試想一下那將是怎樣一種景象，兩千多個芬蘭人——而且都是最重要的芬蘭人，擁護在總統那座被稱為總統城堡的官邸里。那是一名富商修建的豪宅，芬蘭沒有幾處。那確實只是一個大的家園。但確切地說，并不是一個單一家庭的家，而是一個包括一個單一家庭和許多維護者——廚師、女仆等等的大家。但地方并不很大。

到達之后，有人為你脫去外套，你就擠在人群里了。你不知往哪里去。酒瓶不斷增多，很顯然，其中有伏特加。如果沒有，那就不是芬蘭的風格。你與許多人都交談片刻，你與記者的交談持續到結束，因為他們是那兒最有趣的人（也許是酒使他們變得比議員更有趣）。

因為我認識的人不多，所以我認為舞會不會很有趣。我是唯一來自開放源代碼群體的成員，我希望我們的群體也像軍隊——以后談論件事也可以有所夸耀。但我最終發現舞會實際上非常有趣。

那天塔芙穿了一件非常美麗的長袍，吸引了媒體的注意。我們好像是參加奧斯卡典禮，而不是芬蘭總統的舞會。因為她看上去如此美麗，也因為冰球隊當年沒有奪冠，新聞界把我們倆稱作舞會上的國王和王后。

隨便吧。

 

“大衛，你是作為一位朋友而不是一名記者進入這所房子的，我們不允許任何記者進入這所房子。”

我從來沒有見過塔芙像今天這樣熱情，那是她和李納斯拿到鑰匙的第一天，她在新房子的門口迎接我。這是一所巨大的房子：中廳（現在安放著李納斯的彈子球桌）與幼兒室幾乎處于不同的街區，幼兒室是帕特里夏和丹妮亞拉睡覺的地方，大得幾乎容得下一個幼兒園。進入前門是一處通向客廳的寬闊的通道，如果沒有那些風格獨特的意大利瓷磚，這里將來可以作為女孩們練習滑板的地方。李納斯的辦公室在第一層，有一扇裝著鏡子的滑動玻璃門。這所房子里有五個浴室（也許現在他們發現了更多個）。房子坐落在遠離硅谷中心的地帶。

尼基?托沃茲正好來探望兒子。倆人去了一趟以前的公寓，剛剛回來，他們乘坐的是租來的寶馬Z-3汽車。這輛車將是李納斯要購買的新車的參照。下午尼克還要駕車去斯坦福大濱圖書館，但首先，他還得學會使用安置在尚未美化的后院的溫泉浴盆。他聲稱這所房子是所有名叫托沃茲的人曾住過的最大的房子，接著他拿出一張紙列出了十八個名叫托沃茲的人。當然，他不知道第十九個正在被孕育出來。

李納斯在空闊的房子里也十分興奮。尼克把周圍的景色都用攝像機拍了下來。我要求李納斯抱著塔芙跨過門檻，以便我能把這一珍貴情景拍攝下來。其間有一些非芬蘭風格的非常熱烈的當眾愛情表演。“你想過我們的房子有這么大嗎？”塔芙問我。

塔芙需要在開市時到達艾莫雷維爾的宜家家居商店，購買新房子所需的物品。所以我建議李納斯帶著孩子們到斯廷森海灘去。一到那兒，我就慫恿李納斯試一試環礁湖中的皮筏玩耍。等他爬上碼頭的時候，褲子已經濕漉漉的了。

我想讓李納斯告訴我，他對書中的一章名為《成功會毀了他嗎》有什么感想，于是我把小女孩兒們抱離了海灘，以使他能不受打擾地讀完那篇文章。帕特里夏和丹尼亞拉四處尋找海星，甚至踮著腳尖走到了海水里，玩了大約半個小時，直到我聽到中的一個說“KISIN KOMMER。”意思是：“我要撒尿了。”

我們回到房子里，發現李納斯只穿著內褲坐在電腦旁，他的旁邊有一袋椒鹽餅干，袋子已經打開。大約過了十五秒鐘他才意識到我們回來了。他的第一句話是：“哥們，你的蘋果電腦遭透了。”

接著他說：“噢，我把我的褲子放在你的烘干機里了。”

他已把那章的標題改為《名聲與財富》。他認為《成功會毀了他嗎》聽起來有點過于自以為是。他需要更多的時間改寫這章。為了使他能完成這一工作，我帶頭孩子們到海灘看海豹去了。

 

11、還會再干

如果你沒有意識到與風車作戰有多么艱難，你就會覺得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五年前，當人們問起我是否認為linux將會取代桌面系統，并對微軟造成致命的一擊時，他們那時對于自己的意見總是有些缺乏自信。我總是撫州他們我認為會的。但他們卻有些懷疑我的觀點。事實上，他們可能比我更清楚這一事實。

其實我并沒能夠真正理解linux能夠對微軟構成致命一擊這一過程的所有細節。不僅不清楚他們如何解決在開發一種穩健輕便的操作系統過程中所遇到的技術問題，而且也不清楚當一種操作系統導致商業以及技術成功時意味著什么。假如我能夠事先了解要做到如Linux目前這般成功需要做多少基礎工作的話，那我肯定會感到相當沮喪的。這意味著你不僅僅要優秀。當然你必須優秀，但是一切事情最后的結果都必須是正確的。

任何理智的人在凝望著需要整修的崎嶇山路時，都會陷于沮喪之中。

想想支持PC機的技術問題吧，它們是變化最快的硬件。你不得不支持那些遇到程序問題的人們，有些程序并不能一次次地重復以到達預期的效果。這些你以前可能未曾考慮過，但是你卻關心linux，因此你會關心這些程序的運行效果。

即使是考慮到如何滲透到商業市場，你也不得不考慮客戶支持的各種層次。對于linux，從其初期開始，你就不得不在公司內部來實行技術支持。但若是考慮到大規模的支持，則你必須擁有大量的技術人員和基礎設施。對于產品銷售出去的第一個三十天來說，光有一個900或者800服務號碼是遠遠不夠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技術支持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了，因為你可以在許多地方購買到技術支持，如從Linuxcare、紅帽子、IBM、Silicon Graphics、康柏、戴爾等。然而很明顯，你的確需要做好一項工作來滿足用戶的要求。長久以來，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數年來，這已經變成一個主要的挑戰了。

與具有堅實的技術背景的生意人或具有商業背景的記者不同，過去我只是一個狹隘地將集中在軟件上的開發人員，天真地以為自己知道需要做什么。其實，單是技術問題就能阻礙我成功地從事這項工作。如果我事先知道需要花費多少精力從事這項工作，而且十年以后我還在為這項工作努力，并且這將是十年中我的一份全職工作的話，則我決不會開始這項工作的。

廢話！好了，我不想再說那么多廢話了。

不過事情依然發生著。那些并不喜歡開放源代碼的人，以及那些為程序錯誤而苦惱的人，會給我不斷發電子郵件，不斷地傾訴他們所遇到的挫折。與那些我所收到的認同及贊揚的電子郵件數量相比起來，這也不算什么。但它仍然在發生著。

是的，如果我事先知道這是一項多么艱巨的工作，事情會變得多么艱難的話，我很可能不會從事這項工作。

如果我有足夠的知識可以事先知道這些困難的話，我很可能不會將linux推進到遠離其初始發行的地步。

如果我事先知道有多少細節我必須做正確，人們對于一種操作系統寄予多少厚望的話，我就能夠預見到我根本無法面對事情的恐怖一面了。

好了，我也無法預測其好的一面。

比方說，我會得到多少支持，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等等。因此，我現在改變主意了。我想，如果我能夠確切地知道事物好的一面的話，我很可能還會從事這項工作的。

是的，我還會再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