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取得完美的同步化就會遇到失敗，但是對這種失敗表示最悲痛的地方莫過于在臥室中了，除
非美國的聯邦儲備局或者日本銀行想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而時間又掌握得不好。任何喜劇演員都會告訴我們，時機的掌握能決定一切。但是，基本上說，我們卻是不明
智地改變著我們和時間的聯系。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盡管投資者、經濟學家和全世界對金融領域準確時機的掌握十分感興趣，但是他們關于
財富創造和貧窮中同步化作用這一點的了解卻非常少，而對失同步化作用的了解就更是少得可憐了。一旦對這些事情有所了解，我們就可以對財富的創造產生一種全新的思想。
向生產力翩翩舞去
自從狩獵者和糧食搜尋者以集體方式勞動以來，就需要了解某種程度的同步化。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為，在歷史的整個進程中，為了取得同步，一直在進行某種帶有節奏的大眾活動，而這種同步在取得之后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生產力。他認
為，部落里的舞蹈就加強了團隊實力，并使狩獵的效率更高。數千年以來，漁民們拉網時會喊著勞動號子。這種勞動號子的節拍示意漁民們什么時候拉網，什么時候
歇口氣。
農業經濟也反映了季節的變化。根據人類學家約翰·奧
莫亨德羅（John
Omohundro）在記載菲律賓班乃島的書中所講，“從整個旱季到雨季之前這段時間是商人活動最少的季節。銷售體系的各個方面速度都減慢了。到9月或者
10月，收獲的稻米開始進入城市……因為外省的財富是由農業的季節循環所決定的，所以城市的商業活動也根據這些循環或起或伏。”
經濟人類學家威廉·沃爾特斯（Willem Wolters）補充說：“完全是地區性的銀行在半干旱的熱帶地區從來沒有生存過，原因就是當地氣候的季節性和同步的時間選擇。”
早期的工業經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臨時條件運作的。裝配線的工作所需要的是不同的節奏，因此就發明了工廠的勞動哨子和計時鐘來協調工作的時間表。
然而今天，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商業活動的速度突飛猛進。可是，除此之外，對時間的利用也越來越個性化和沒有規律，也許還有些怪異。越來越多的不同任
務都需要進行一體化處理，而加速的效果則是縮減了每項任務所需要的時間。所有這些都使得同步化變得更加困難，而這僅僅是開始。
我們如果往深層次看就會發現，每一種經濟都是以不被人們注意的節奏而保持著活力。我們每天可能都買報紙，每星期到超市里買香皂或者牛奶，每隔幾天給汽車
加一次油，每兩個星期兌現一張支票，每個月支付一次信用卡的賬單。我們可能根據股票市場里的走勢偶爾和某個經紀人通個電話，每年看興致如何買幾次電影票或
者幾本書，每年或者每個季度交一次稅，牙疼時去找牙醫，某個親戚在6月份結婚買件禮物送給他。所有這些和無數其他的交易都創造了節奏，都通過銀行、市場和
生活反映了出來。
自從我們朝孩子的屁股上打了第一個巴掌之
后，我們每個人都成為這支進行中的經濟樂曲的一部分。當人們工作（制造產品、提供服務、管理員工、相互照顧、為公司籌措資金、將數據和信息加工成知識）
時，就連我們的生物節奏也受到了影響，而反過來，我們的生物節奏又影響著在我們周圍脈動著的這種十分復雜、組織精細的工作過程。
每一時刻都有某些節奏加快速度，某些節奏減慢速度。新的曲調揉和進來，然后再逐漸消失。有合唱，有對位，也有漸強。除了這些之外，在整個社會和經濟中，
還有一種普遍性的生活脈動節奏。這種脈動節奏本身似乎就是所有附屬節奏的平衡旋律。這支“經濟樂曲”永不停息地演奏下去。
結果并不是沒有格局的混亂，因為在每個財富體系里，各個組成部分或者亞體系都在不斷地相互調節著速度、等級和周期。在生物學上，這個過程叫做“牽引”（entrainment）。
直接影響諸如版權、專利和個人隱私等領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已經遠遠地過時了。知識經濟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律，而是因為它們絲毫不顧忌這些法律。這既不是法律的穩定，也不是固定，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師們也許在改變著他們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卻幾乎一成不變。
惰性vs.超速度
當我們看這些機構以及它們如何應對時，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今天所面對的不僅是一種迅猛發生的變化，而且是高速發展的新經濟的需求和落后的社會體制結構的惰性這兩者之間的懸殊對比。
21世紀的信息生物經濟能夠繼續高速發展嗎？或者說社會上的那些步履維艱、功能失調、陳舊過時的機構會讓這種發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運轉不靈的法院、目光短淺的立法體系、管理上的瓶頸和病態的增長只能造成更多的損失。看樣子我們得犧牲掉某些東西了。
與那些眾多相關但是卻不同步的機構越來越多的系統性功能障礙相比較，沒有多少問題會被證明更具挑戰性了。如果美國人想要得到世界領先經濟的巨大好處，那么美國就必須根除、替換或者徹底地改革那些阻礙在面前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機構。
隨著變化的繼續加速，這種機構上的危機也不僅限于美國了。在21世紀，世界經濟中的每一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和歐盟國家）都必須發明新的機構，擺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間的平衡關系。有些國家遇到的困難也許比美國的還要多，因為美國的文化至少對制造變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說，盡管我們剛才所做的這種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爭議，但是有一個主要的事實卻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業部門、國家的經濟和全球體系本身等各個層次上，我們正在財富創造和時間的深層原理這兩者之間進行著最廣泛的變革。
對他的誠實我們向他表示感謝。然后我們問：“那么您的工作人員到底是誰選的呢？”
政治體制的建立根本不是為了應付知識經濟的高度復雜性和飛速發展的速度。政黨和選舉也許更替不休，籌措經費和競選的新方法正在出現，但是在美國這個知識
經濟最為先進、互聯網使得新的選舉政區可以立即形成的國度里，政治結構上的重大變化卻發生得十分緩慢，簡直令人難以察覺。
我們幾乎不需要為政治穩定性的重要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做什么辯護。但是一成不變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國200年歷史的政治體制第一次發生根本變化是在1861～1865年的內戰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當時它充分使自己適應了工業時代。
從那之后，美國政府毫無疑問得到了發展。但是就基本的、體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國的政治結構仍然將以每小時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繼續爬行，而且還經常停在路
邊休息，除非發生某種根本性的危機。這種危機也許到來的比世人想象得還要快。2000年的總統大選（當時美國總統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當選）幾乎導
致危機的發生。
每小時1英里：我們最后來到所有緩慢變化體制中最慢的一輛車：法律。法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組織性的——法院、律師協會、法學院和律師事務所，另一部分就是這些組織解釋和辯護的法律主體。
盡管美國的律師事務所正在迅速發生著變化（合并、刊登廣告、開發諸如知識產權等新的專業、召開電信會議、搞全球化、努力爭取適應新的競爭現實），但是美國的法院和法學院基本上沒有改變。這個體系運作的速度也沒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無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幾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微軟公司反壟斷案審理期間，廣泛的推測顯示出美國政府可能試圖把微軟分成若干個小公司。然而，這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來完成。等到案子
結束時，技術的發展可能會使整個案子變得毫無意義了。硅谷事件記錄者羅伯特·克林格雷（Robert
Cringley）寫道，這是“超高速的互聯網時代”和“司法時代”之間的沖撞。
法律主體據說是“活著的”，但也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體每天都在改變，因為國會在撰寫新的法律，法院在給現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釋。但是增加的這一部
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這些增補的法律只使得現有的法律更加膨脹和龐大，而沒有從整體上對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對其
結構做出調整。
當然，法律的改變應該是緩慢的。它為社會和經
濟提供著一種所需的可預測性，可以及時地為過快的經濟和社會變化踩剎車限速。但是緩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項法律將享受美國社會保障福利的
65～69歲的老人的利益減少了1/3。由于這項法律制定時正值失業率的高潮期，所以該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勵老年人工作，從而讓更多的就業機會由年輕人所
獲得。這項法律已經存在了大約70年的時間，致使《福布斯》雜志以這樣的標題來調侃這項改變：“快看！大蕭條時期結束了！”
美國國會經過了幾十年的辯論之后，也將兩項關于知識經濟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變化最快的產業之一電信業，一直受到1934年通過的一項
已有62年歷史的法律的制約。在金融業，掌管監督美國銀行業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是60年沒有任何改變。美國管理股票和其他證券發行的基本規則都
是1933年寫成的。
今天，全美國共有8 300個合資公司，代表著幾乎2.5億個賬戶和幾乎70 000億美元的資產。然而，這么大的投資數目卻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時，賬戶不過30萬，合股投資公司僅為68家，其資產僅為今天總量的1/146 000。
在另一個領域里，當2003年美國的東北部地區出現了大面積停電現象時，努力想恢復供電的技術員們感到了束手無策，原因是，據多倫多大學的托馬斯·霍默·狄克遜的說法，這些技術人員不得不使用“幾十年前所制定的規則，可是那時候大多數的發電站都離消費者很近”。
柴MM采訪的 ^_^
點擊查看那個董事長說：“不要問為什么，不要說為什么，你沒有權力我沒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
我倒要問你，你要知道這個事情有什么目的呢？
你有什么目的，你要達到什么目的盡管說。” 真囂張啊。
還有溫州炒房團，媽的，還是炒房來錢快 ^_^
當大象堅持不變時
每小時25英里：政府的官僚機構和職能部門。
幾十年來，金字塔般的官僚機構很善于推脫責任、推遲變化，然而卻在全世界執掌著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們知道，設立一個新的官僚機構（不管它多么過時或者多么沒有目標）
遠比關閉一個舊的官僚機構容易得多。他們不僅自己變化緩慢，而且還在減緩著企業改變的速度。可是，企業為了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條件，需要的就是這種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
一個真實的例子：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在批準新藥品時所花費的時間長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著用藥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時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決策十分緩慢，批準建設一條機場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批準一個公路項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每小時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們從車子的后視鏡里往后看時，也能看到后面很遠處還有一輛車子。這輛車子輪胎沒了氣，散熱器冒著蒸汽，跌跌撞撞、顫顫
巍巍地向前行駛著，將后面所有的車子都擋住了不能快行。維持這輛破爛車子花費了4 000億美元，這可能嗎？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
000億美元”。事實上，這就是美國的教育體系。
美國學校的
辦學目的是為了大規模生產，運作起來像是工廠，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護者是依賴教師選票的強大的工會組織和政客。這種學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徹底地反映
了美國20世紀早期的經濟——只不過是有一個重大的差別罷了。唯一可以令他們挽回顏面的就是，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學校也好不到哪兒去。
企業受高速的競爭逼迫不得不發生變化，而公立學校的體制卻受到壟斷企業的保護。家長、有創新思想的教師和新聞媒體都呼吁著進行改革。然而，盡管教育的實驗項目越來越多，但是美國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為工業時代設計的工廠式的學校。
每小時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學生適應每小時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嗎？
每小時5英里：并非所有影響世界經濟的有機能障礙的組織都是國家性質的。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經濟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組織的深刻影響。這些所謂
全球性的組織是一批跨政府的組織，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幾十個制定國際規則的不甚顯著的組織。
有些組織，比如萬國郵政聯盟，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還有一些是在75年前國際聯盟時代出現的。剩下的大多數組織（世貿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除外）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二戰結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國家的主權正在受到新的勢力的挑戰。新的選手和新的問題正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但是這些政府間的官僚結構和常規工作卻一成不變。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84個成員國選舉新的領導人時，美國和德國在人選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后，德國的候選人得以當選，因為據《紐約時報》報道，當
時的克林頓總統和他的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最后決定，“他們不能破壞50年以來讓歐洲人擔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規矩……”
每小時3英里：變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國家里的政治結構。美國的政治機構，從國會到白宮一直到各政黨本身，正受到來自越來越多的不同團體的要求的攻
擊。所有這些團體都在期待美國的體制做出更快的反應，然而這些體制最初就是為了方便抗辯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當時美國參議院的一位身居要職的成員康尼·馬
克曾這樣對我們抱怨：
“在國會山，我們做任何事情從來沒有連續超過兩分鐘半的時間，從來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或者進行些有點兒知識含量的談話……”
“我們必須將2/3的時間花在搞公共關系、競選或者籌措競選經費上。我在這個委員會，在那個專門小組，在另一個工作小組，誰知道還有什么機構。你認為我
真會有那么淵博的知識，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決策嗎？這不可能，根本沒有時間。因此，越來越多的決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員做出來的。”
環境主義者利用法律訴訟、糾察隊和其他的手段減緩了美國建設核電站的速度。他們不僅延緩工程，而且將法律訴訟的費用抬高到了極點，使得這些核電站將來無利可圖。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這種反對核電站運動的觀點，這里反映出人們利用時間和時機掌握的這門經濟武器。
由于非政府機構所領導的運動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靈活的單位組成，而且是以
網絡化組織的，所以它們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機構的周圍形成層層的包圍圈。總的說來，我們可以證明，美國社會中任何重要機構的變化速度都沒有這兩個部門的快：商業界和民間機構。
每小時60英里：第三輛車的乘客也十分驚人：美國的家庭。
數千年來，世界大多數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數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才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時，家庭的規模變小了，更適合于工業和城市條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為了主體。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專家們還堅持認為，核心家庭（其嚴格的定義是一位工作的父親、一位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和兩個18歲以下的孩子）絕不會失去其主導地位。今天，符合“核心家庭”定義的美國家庭數目還不到25%。
單親父母，未婚夫婦，帶著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婦，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戀結合，這些家庭都紛紛涌現
出來。因此，僅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家庭體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會機構中變化最慢的機構之一）就發生了變化。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快速變化正在發生
著。
在那漫長的農業社會時代，家庭單位具有許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農舍，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教育過孩子、護理過病人、照顧過老人。
然而，隨著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實行了工業化，工作從家庭轉移到了工廠。教育由外面的學校代辦了。醫療保健方面有了醫生和醫院，贍養老人成為了國家的義務。
今天，盡管公司都在履行著外包的各種功能，但是美國的家庭卻在家里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數千萬的美國家庭來說，工作已經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職，或是全職。方便在家工作的數字化革命同時也將購物、投資、股票交易以及許多其他的功能轉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學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隨著互聯網、WIFI網和手機通訊在社會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點。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贍養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這是因為政府和個人保險計劃都在試圖降低護理院和住院的高額費用。
家庭模式、離婚的頻率、性行為、兩代人之間的關系、異性約會的方式、撫養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發生著變化。
每小時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機構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變化著，工會的情形是怎么樣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從體力工作向腦力工作轉移，從可互換的技能向不可互換的技能轉移，從不用思考的重復性工作向有創新的工
作轉移。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有流動性，可以在飛機上、汽車里、旅館里和餐館里完成。人們不再是在一個組織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幾年，而是從一個項目
團隊轉向另一個特別工作組或工作小組，不斷地離開原來的伙伴并且結識新的伙伴。許多人是簽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簽了合同的雇員。公司在以每小時
100英里的速度發生著變化。可是美國的工會卻被凍結在了琥珀之中，因為它們滿載著的組織、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紀30年代和大生產時代所留下來的歷史遺
產。
1955年，美國的工會代表著全美國勞動力的33%。今天，這個數字是12.5%。
非政府組織每小時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處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國各種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體。同時，每小時30英里速度的工會組織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眾社會的衰敗。工會仍然還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們就得需要一張新的地圖和一輛更快的汽車。
接著，蘇聯的制度和經濟就垮臺了。1991年，當我們再次來到莫斯科時，超市里的貨架上
幾乎都是空蕩蕩的。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回想起當時出售的幾壇子灰突突、已經發了霉的面食。還有，站在公共建筑的臺階上凍得瑟瑟發抖的老婦人賣一支圓珠筆或者
餐桌上的防燙布墊。那都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完全垮臺的不僅是蘇聯的經濟，而且這個經濟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也隨之解體了，同
時
煙消云散的是同步化帶來的所有表層現象。沒有人知道曾經許諾過的產品什么時候能夠出現，甚至還能不能出現。俄羅斯的企業做事情不是來得及或是來不及，而是
根本不按時間表來執行。在一次旅行中，我們被迫取消了從基輔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車前往。我們被告知，沒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飛機燃料能否及時送
到。
人們渴望看到能夠奏效的措施、能夠起作用的預測和能解決問題的領導人。正如意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曾說過的那樣，“怎么也得讓火車準點運行呀”。俄羅斯人希望弗拉季米爾 · 普京能夠做到這一點，因此就選舉他來當總統。
但是社會需要的不僅僅是“準點運行的火車”，社會還需要準點運行的機構體制。然而，當商業迅猛發展的同時，它卻把社會上其他的重要機構和體制遠遠地甩在了身后，這會產生什么局面呢？
準備好了雷達
沒有人能夠“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硬數據不存在。盡管如此，我們回頭看一眼美國主要機構正在發生的現象還是很有啟示的，因為至少從現在看，這里向21世紀經濟發展的競賽是最先進的。
隨之而來的就是第一張草圖。它完全是主觀的臆斷而且存有爭議，但是它不僅對于企業領導人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應對快速的變化有所幫助，而且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有益處。下面使用的例子盡管是美國的，但是它的含義卻是國際性的。
讓我們先聚焦變化的速度。首先想象一幅高速公路上的圖像。在公路邊上有一位警察騎跨在摩托車上，手里握著一支雷達測試槍對準公路。在公路上有9輛車，每輛車都代表著美國的一個主要機構，每輛車所行駛的速度都和其代表的機構真正變化的速度一樣。
我們先從路上最快的那輛車開始。
領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時100英里：在我們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疾馳的是一輛代表今天美國變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機構的車子——公司或者企業。事實上，這
輛車子也是社會上眾多變革的驅動者。公司不僅在快速地運行著，而且還迫使供貨商和銷售商同時發生變化，因為他們都受到激烈競爭的驅使。
結果，我們發現公司在加速改變他們的使命、功能、資產、產品、規模、技術、勞動力的特性、與客戶的關系、內部的企業文化以及一切一切。這些不同領域里的變化在以不同的速度發生著。
在企業界，技術的發展速度極為迅猛，往往超出了經理人和雇員所能應對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變化著，這不僅是在應對技術，而且是應對新的丑聞、新的規章、多樣化的市場和金融業的動蕩。與此同時，會計行業和其他體系也在爭先恐后地追趕著。
每小時90英里：有一輛車緊隨在企業的車子之后，車里的乘客也許令你驚訝，連我們都感到驚訝。正如我們所說的那樣，這輛緊隨其后的第二輛車里的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二號機構，民間機構。他們像馬戲團里的小丑一樣，被擠在第二輛車子里。
民間機構是一個不斷膨脹的溫室部門，是由數千個進行生產和變化著的非政府基層組織、親企業和反企業的聯合體、職業團體、體育聯合會、天主教組織、佛教組織、塑料產品制造協會、反塑料產品的激進主義分子、邪教、憎恨稅收者、鯨魚愛好者，以及所有有關的人組成的部門。
大多數的這類組織都要求變化：環境、政府規定、國防開支、地區劃分、疾病研究資助、食品標準、人權以及數千個其他的事業組織。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卻拼死反對某種變化，并盡其所能來阻止或者至少減緩這種變化。
今天，世界上的幾個主要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和歐盟）都在朝著他們不想要的危機發展
著，因為沒有幾個政治領導人做好迎接這種危機的準備，而且這種危機也為未來的經濟發展設置了限制。這種隱隱逼近的危機就是“失同步化效應”的直接結果。比
如，我們毫無頭腦地與作為所有深層原理中最深層原理之一的時間打交道就產生了這種結果。
當今世界各國都在以不同的速度發展著各自的經濟，但是大多數企業界、政治界和社會
的領導人仍沒有十分搞清楚一個簡單的事實——一個發達的經濟需要一個發達的社會，因為每一種經濟都是其存在的社會和所依賴的關鍵機構的產物。
如果一個國家設法加速了它的經濟發展但將其重要的機構體制甩在了后面，那么這個國家最終創造財富的潛力將受到限制。你可以稱之為協調發展規律。過去，世
界各地的封建體制都在阻礙著工業的發展。同樣，今天工業時代的官僚制度也在減緩著向創造財富的更高知識體系發展的速度。
日本的財閥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官僚機構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這樣，法國的精英部門和大學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在所有這些國家里，關鍵的公共事業機構沒有與其周圍旋風般的變化同步。
這種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上是最明顯不過的，因為這個政府職能部門沒有能力應付它本應該管理的私營金融機構的飛躍速度和復雜性。在安然公
司的丑聞中，在直接涉及到時間和時機掌握的非法合股資金的陰謀詭計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頗具創意的會計案例中，政策執行者們都被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
了屁股后面。當然，也有與之相媲美的例子，這就是美國情報部門最大的工作失敗。他們沒有從冷戰目標的關注點及時轉移到反恐怖主義的工作上，致使國門洞開，
從而導致了“9·11”慘劇的發生。
更近些時候，失同步化的影響變得更為嚴重，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對引起慘劇的卡特里娜號颶風的應對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讓人感到了尷尬。
我們在后面將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變工業時代機構的各種努力都遭到了來自傳統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這種反抗造成了或者說至少導致了變化速
度的極不均衡。這一點即可以說明，為什么我們這么多的大型機構都存在機能障礙的問題，因為它們與知識經濟所要求的飛躍速度不同步。簡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
在著與時間不協調的嚴重問題。
火車是否準點
對于許多給工業時代帶來了影響的“現代化者”來說，一個完全同步的、像機器一般精準的社會的美夢十分具有誘惑力。因此，正如工廠啟用了泰勒主義
（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樣，蘇聯也采納了列寧主義的原則，目的都是為了建設一個像機器那樣有效運轉的國家和社會。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擰成一股勁
兒，所有的人都同步前進。
但事實上，人類和人類社會都是沒有定數的體系——雜亂、不甚完美。在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中，混亂和充滿機遇的地區總是能導致產生暫時穩定的地區，而且常常是風水輪流轉。這兩種局面我們都需要。
穩定和同步為我們提供了必需的可預測性，這樣我們在社會團體，尤其是在經濟中就能夠履行我們個人的職能。沒有穩定和時間上的協調，生活就會淪為無政府狀態和機遇的壓迫對象。但是，如果發生了不穩定和不同步該怎么辦？
盡管經過了數十年的內部調整，但是蘇聯在其整個存在期（1917～1991年）內根本沒有實現其締造者們所許諾的那種工業化。在其表面上的經濟中，蘇聯
共產黨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從來沒有實現過。而這種表面上的經濟之所以能夠進行，那是因為有一個腐敗的地下社會和一個地下經濟在平行發展——如果賄賂夠
高，商品很可能準時地出現。
1976年，在列寧革命幾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館里仍然沒有咖啡，橘子也很鮮見，面包是按克來稱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連受寵的莫斯科中產階級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相互關聯
這些只是隱藏在“基本原理”下面的基礎層面的一些例子。它們甚至比表面看上去更加重要，原因是它們構成了一個體系。因此，深層原理上的變化在相互影響。
而且，到現在我們所舉的有限例子正是這種情形：十分有限。比如，更多的例子中肯定要包括諸如能源、環境和家庭結構等方面。今天，所有這些例子都在飛速地變
化著，都在日常表面的原理下面震
撼著基礎。
盡管許多深層的原理時常受到嚴格檢查，但是實際上，引發了今天財富革命的最重要的深層原理卻很少受到注意。
因此，我們要踏上一條通往陌生而未知領域的路程，去探索今天所有深層原理中變化最快、最強大、最令人著迷的深層原理。毫無疑問，這三個原理將影響財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