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的幾個主要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和歐盟）都在朝著他們不想要的危機發展
著，因為沒有幾個政治領導人做好迎接這種危機的準備，而且這種危機也為未來的經濟發展設置了限制。這種隱隱逼近的危機就是“失同步化效應”的直接結果。比
如，我們毫無頭腦地與作為所有深層原理中最深層原理之一的時間打交道就產生了這種結果。
當今世界各國都在以不同的速度發展著各自的經濟，但是大多數企業界、政治界和社會
的領導人仍沒有十分搞清楚一個簡單的事實——一個發達的經濟需要一個發達的社會，因為每一種經濟都是其存在的社會和所依賴的關鍵機構的產物。
如果一個國家設法加速了它的經濟發展但將其重要的機構體制甩在了后面，那么這個國家最終創造財富的潛力將受到限制。你可以稱之為協調發展規律。過去，世
界各地的封建體制都在阻礙著工業的發展。同樣，今天工業時代的官僚制度也在減緩著向創造財富的更高知識體系發展的速度。
日本的財閥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官僚機構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這樣，法國的精英部門和大學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在所有這些國家里，關鍵的公共事業機構沒有與其周圍旋風般的變化同步。
這種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上是最明顯不過的，因為這個政府職能部門沒有能力應付它本應該管理的私營金融機構的飛躍速度和復雜性。在安然公
司的丑聞中，在直接涉及到時間和時機掌握的非法合股資金的陰謀詭計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頗具創意的會計案例中，政策執行者們都被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
了屁股后面。當然，也有與之相媲美的例子，這就是美國情報部門最大的工作失敗。他們沒有從冷戰目標的關注點及時轉移到反恐怖主義的工作上，致使國門洞開，
從而導致了“9·11”慘劇的發生。
更近些時候，失同步化的影響變得更為嚴重，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對引起慘劇的卡特里娜號颶風的應對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讓人感到了尷尬。
我們在后面將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變工業時代機構的各種努力都遭到了來自傳統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這種反抗造成了或者說至少導致了變化速
度的極不均衡。這一點即可以說明，為什么我們這么多的大型機構都存在機能障礙的問題，因為它們與知識經濟所要求的飛躍速度不同步。簡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
在著與時間不協調的嚴重問題。
火車是否準點
對于許多給工業時代帶來了影響的“現代化者”來說，一個完全同步的、像機器一般精準的社會的美夢十分具有誘惑力。因此，正如工廠啟用了泰勒主義
（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樣，蘇聯也采納了列寧主義的原則，目的都是為了建設一個像機器那樣有效運轉的國家和社會。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擰成一股勁
兒，所有的人都同步前進。
但事實上，人類和人類社會都是沒有定數的體系——雜亂、不甚完美。在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中，混亂和充滿機遇的地區總是能導致產生暫時穩定的地區，而且常常是風水輪流轉。這兩種局面我們都需要。
穩定和同步為我們提供了必需的可預測性，這樣我們在社會團體，尤其是在經濟中就能夠履行我們個人的職能。沒有穩定和時間上的協調，生活就會淪為無政府狀態和機遇的壓迫對象。但是，如果發生了不穩定和不同步該怎么辦？
盡管經過了數十年的內部調整，但是蘇聯在其整個存在期（1917～1991年）內根本沒有實現其締造者們所許諾的那種工業化。在其表面上的經濟中，蘇聯
共產黨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從來沒有實現過。而這種表面上的經濟之所以能夠進行，那是因為有一個腐敗的地下社會和一個地下經濟在平行發展——如果賄賂夠
高，商品很可能準時地出現。
1976年，在列寧革命幾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館里仍然沒有咖啡，橘子也很鮮見，面包是按克來稱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連受寵的莫斯科中產階級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