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自己”的病
1906年，德國醫生阿洛依斯•阿爾茲海默（Alois Alzheimer）接到了一個剛剛過世的女病人的大腦標本。這名瘦削而愁苦的女病人五年前被丈夫送到了精神病院。她無法與人正常交談，答非所問，記憶嚴重衰退，時而抑郁，時而躁狂。她反反復復地自言自語：“我丟掉了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她進入徹底迷茫的癡呆階段，最終死于敗血癥。
那時候，人們都認為智力水平衰減是衰老的正常現象。但是這個女人死時只有五十五歲，遠遠比其他出現癡呆癥狀的老年人年輕。正是這不尋常的年紀，讓阿爾茲海默對她的大腦病理產生了興趣。
那時，厄恩斯特•徠茲（Ernst Leitz）與卡爾•蔡斯（Carl Zeiss）已將光學顯微鏡技術大大推進，而著名的神經病理學家弗朗茨•尼斯（Franz Nissl）所發明的尼氏染色法更為科學家們觀察神經細胞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阿爾茨海默將這名患者的大腦樣品固定、染色、切片，放在了顯微鏡下。
出現在阿爾茨海默面前的，是令人吃驚、異常顯著的病理特征：棕色斑塊在大腦皮層隨處可見，這些斑塊表面布滿短而彎的線段，仿佛是一塊吸鐵石上亂七八糟地吸滿大頭針。同時，毛線團般的纖維像野草一樣充滿神經細胞的內部。后來人們意識到，正是這些具有鮮明特點的病變組織，阻止了神經細胞之間的正常交流，并造成神經細胞大量死亡，大腦萎縮，最終導致阿爾茲海默癥的發生——不論它發生在耄耋之年的老者，還是像這位德國婦女一樣不幸的中年人身上。
這種疾病，即老年癡呆癥，后來就以阿爾茨海默的名字命名。
隨著人類社會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現代人類的平均壽命已經遠遠超出過去。而更多的長壽者，則意味著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人也越來越多。目前全世界有三千五百萬阿爾茲海默癥患者。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據估計這一數字將在2050年前突破一億。目前尚沒有任何醫學手段可以治愈阿爾茲海默癥，但是經過許多科學家的研究，卻證實某些生活方式、環境因素與營養狀態可以延緩阿爾茲海默癥的發病時間。
2007年時，加拿大的三位科學家就發現了這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從多倫多一所診所中找來180多名被診斷為癡呆的老年病人，通過對老人與其家人的調查，研究者們將老人劃分為兩組：那些從很早就開始在日常生活里使用兩種語言的病人，與終其一生都主要使用一種語言的病人。
通過比較，他們發現前一種人無論是最初出現癥狀的平均年齡（根據家人回憶匯報）還是被診斷為老年癡呆癥的平均年齡，都要比后一種人高出三到四年。換言之，老年癡呆癥的癥狀在使用雙語的人身上出現得更晚。
2010年，加拿大研究者利用蒙特利爾市歷史形成的英法雙語并存、并擁有大量外來移民者的情況，對使用語言的種類數量與老年癡呆癥確診年齡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觀察。他們發現使用多種語言的人被診斷患病時的年紀更大，而且使用不同語言的種類越多，這種關聯就越明顯。有趣的是，在外來移民人群里，說雙語與阿爾茲海默癥診斷年紀的關聯格外顯著。
無獨有偶，在以色列的一些研究者對健康老人進行了研究，發現會說多種語言對這些人也有正面的影響。會說的語言越多，老人在各項認知測驗上的表現就越好——與加拿大的研究相似，這一關聯在控制了教育、年齡、性別、出生地、移民狀態之后依然不變，事實上，老人認知水平與其所說語言的數量之間的關聯強過性別教育等其他的因素。
可是，如果老年癡呆癥是由大腦中長出的病變組織所導致，為什么使用語言的數量會對它的發展進程有所影響呢？
2001年，英國著名雜志《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令人關注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們對209名終年在70-103歲的老人進行了尸檢，解剖并觀察他們的大腦。結果發現，在100名生前就被診斷為癡呆的老人腦中，不出意外的，其中2/3都展現出具有老年癡呆癥特點的病理特征。但讓人吃驚的是，在另外109名身前認知水平完全正常的老人腦中，也有1/3具有此類病理特征，而且程度也與那些癡呆患者相當。
相似的情況在頭部損傷的人群中也屢屢被發現：受到同樣腦部傷害的病人，往往展現出不同的認知損傷程度。可見，我們大腦上物理性的損傷與功能性的損傷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根據這些研究，科學家們提出了一種儲備與提取的概念。這一假說認為，我們的大腦就像一個銀行賬戶，而在衰老的過程里我們一點點提空這個銀行賬戶中的儲備。如果儲備的金額越大，這個賬戶就越經用，出現危機的時間就會越晚。而這種儲備又可以被分為兩種：物理性大腦儲備（brain reserve）和功能性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
大腦儲備比較容易理解：體積越大、神經細胞數量越多、神經細胞與細胞之間的鏈接越多越復雜，大腦就越能抵御衰老過程中神經細胞死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科學家們認為，大腦的這些特質并不能解釋大腦與大腦之間的區別。
事實上，我們在衰老的過程中，大腦也不是僅僅被動地忍受自己的“死亡”過程，而是積極地調動尚存的神經網絡來彌補凋亡的神經網絡所執行的功能。而大腦能多好地做出這些彌補，很可能恰恰是決定老人什么時候出現癡呆癥狀的關鍵原因。基于這一理念，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很難界定的“認知儲備”的概念，用來形容大腦有效性與可塑性的高低。在過去多年的研究里，科學家們確實已經證明那些能夠提高大腦認知儲備的因素——譬如受教育程度高、在休閑時間參與用腦活動多以及工作中需要使用腦力——確實與阿爾茨海默癥的發病年齡較晚有聯系。
使用多種語言在建立大腦儲備之中有什么作用呢？
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大多數語言研究者還認為雙語環境不利于幼兒的學習與認知，會導致孩子學習語言的速度變慢。然而，當把許多所謂的“混淆因素”（confounding factor），譬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移民背景等加以考慮之后，實際上在雙語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幼兒并不見得學習語言更慢。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認知功能上呈現出很多特殊的優勢。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評論，指出會說多種語言者的大腦的獨特優勢來自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獨特挑戰。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暴露在一個感覺與信息極度飽和的世界里——我們經常一面面對著工作，耳朵里卻聽著別人說話，鼻子里聞到背后同事午飯的香氣，眼里瞥見走道盡頭驚鴻一瞥的美女，而腦子里很可能正不為人察覺地考慮著今天晚飯的問題。
在這種復雜的環境刺激下，一個人若想要保持專注，就必須屏蔽掉絕大多數的“雜信號”，只將自己的精力放在該放的東西身上。而一旦任務轉移，人就需要趕快改變自己關注的重心，為此，很可能將一些先前被屏蔽的環境信號納入雷達，卻把把不再需要專心進行的事情放入屏蔽欄中去。這種屏蔽的能力與有效轉移注意力的能力，在戴蒙得看來，是人腦認知功能的關鍵。而他認為，使用多種語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不經意間就在不斷執行這樣的練習。
試想，一名平時生活在英語與漢語環境中、能夠使用兩種語言的人，在聽到英文的時候，就需要屏蔽自己腦中有關中文的區域，專心運用英語。另外，在聽到“ai”這個發音的時候，此人也需要迅速作出判斷，究竟是戀人深情款款地說“愛”呢，還是這人僅僅在指代自己“I”而已。
按照戴蒙得的邏輯：既然這樣的時刻在多語者的一生中數不勝數，就使他們頭腦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功能——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得到了很好的訓練，給頭腦小金庫里存入了更多的儲備金。當這些人步入老年時，他們的大腦更經得起、也更能積極應對歲月的風蝕。
雙語、多語研究從特定的角度揭示了“大腦儲備”與“認知儲備”對神經發育與衰老的影響。而每一個人既然無法改寫衰老的命運，所能做的只是盡量使得自己的大腦儲備更深更廣一些。而且，我們不必為錯過兒童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期捶胸頓足，因為我們的大腦永遠有著了不起的可塑性，甚至有研究表明在已經表現出癡呆癥狀的老人身上，音樂、智力練習與特定休閑活動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癡呆的進程。“用進廢退”、“亡羊補牢猶未晚”這些話，有時候的的確確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