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就像蒲公英，你把它拔掉，以為不會再長出。但是實際上它的根埋藏得很深，很快又長出來了。”
在微博網站上聚居的媒體人中流傳過這樣一則段子：“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編輯或編劇一大早就開始在微博上亂轉悠，自己刷屏，還逮啥轉啥，哪有事兒哪兒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說明此人交稿子，交專欄，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跟帖評論的人們紛紛表示這句話戳進了自己的心坎：“沒事兒干嗎那么精準呀！”
其實，這些情形你大概也不陌生：一份開了頭的電子郵件，寫給工作伙伴或久違的朋友，卻遲遲處于草稿狀態；一張待收拾的書桌，雜物幾乎淹沒了重要的文件；甚至，拖到最后一刻才磨蹭著收拾遠行的行李，風風火火一路狂奔去趕即將起飛的航班……
就這樣，我們一面高喊著“我拖延我懺悔”，一面繼續將自己躲起，像一只腦袋埋進沙堆的鴕鳥，就像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寫過的一段文字：“我們一直推遲我們知道最終無法逃避的事情，這樣的蠢行是一個普遍的人性弱點，它或多或少都盤踞在每個人的心靈之中。”
——盡管，“拖延”一詞真正進入人們視野，要等到16世紀，而學者們對它的研究歷史也才20余年。
1991年，在一篇題為《拖延與順從》的論文中，后來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自爆拖延經歷——他需要將一箱衣物從居住的印度寄往美國，因為預計需要用一個工作日處理，于是決定晚點兒寄，結果日復一日，足足拖了8個多月。“8個多月里，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決心第二天一定要將箱子寄出。”但他一直沒付諸行動。這篇論文發表后，拖延研究成為學術界一個重要領域，許多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紛紛加入研究陣營。
我們為何拖延
“拖延”一詞最初亮相于愛德華•霍爾出版于1542年的書中。拖延的拉丁原文是“procrastinatus”，取意“將事情推至明天”。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幾乎在相近的年代，明清交替的中國，學者錢鶴灘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工業革命后，“拖延”也漸漸具有了現在的含義，它通常視為“以推遲的方式逃避執行任務或做決定的一種特質或行為傾向，是一種自我阻礙和功能紊亂行為”。這并不難理解：和待發的郵件、待收拾的亂書桌伴隨的，還有我們焦急的情緒。一面背負著罪惡感的折磨，一面享受些許莫名的快感——拖延者的情緒復雜糾纏，如盤根錯節，正如導致拖延的緣由一樣枝蔓叢生。
一個最令人心有戚戚的解釋是“失敗恐懼論”。格羅尼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教育心理學家Schouwenburg 認為，作為一種焦慮反應，“失敗恐懼”是預測拖延的重要因素。拖延者往往害怕犯錯，擔心自己的表現不能達到標準或者滿足他人的期望，對評價內容的過度擔心和焦慮導致了拖延，推遲或逃避執行有失敗危險的任務，以便為自己留下辯白的余地：“不是我不夠棒，只不過我拖延了，時間不夠多。”
這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家里奇•貝里（Rich Berry）的看法不謀而合：“對失敗的擔心源于這樣一種推測——‘你所產出的，反應了你的整體能力’。然后，你通過拖延，保護自己的價值不會受到他人的評判。”
另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解釋是“時間感知”。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認為，只有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坐標參照中保持平衡的人們，才能充分享受生活：“如果只局限于其中一個坐標，那么生命觀就會發生偏差、受到局限。”
時間感知失衡的一個例子便是“輕視未來”，這一容易導致拖延的狀態也體現了人類的某些天性：當一件事情或者一個目標的時間設定在遙遠的將來，比如為自己創建退休金賬戶、給孩子的大學教育基金，那么就會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看上去沒有實際上那么重要，以至于許多長期、重要的任務遭遇拖延。
拖延的快樂
但拖延并非全無益處。
事實上，有些情境下的拖延還會給我們帶來其他好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件被推遲的乏味任務被別人完成了。”此外，比如購買過程中的拖延，最終會因為商品過季而打折；如果你連爭吵都拖延，可能會利用這段時間平靜下來，更有效率地解決爭端而且避免傷害到親友；甚至，如果偶然的拖延并沒有令你受到懲罰，那么，這難免會讓你期待奇跡的再一次發生——要知道，我們養成任何一種習慣，都是因為它可以馬上為我們帶來一些益處，即使是“拖延”這種看起來反效率的習慣。
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看，美國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學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馬則（James Mazur）認為，拖延是“與自我控制對立的沖動”的特殊形式。他還發現，當需要在兩個任務之間作選擇，出于及時行樂的本能，研究對象往往寧愿選擇不太緊急的那一個——雖然那項任務更繁重，但他們似乎更愿意享受拖延帶來的愉悅感。
美國心理學家尼爾•菲奧里總結了他與成千上萬拖延者合作的經驗，發現他們的拖延有著共同的原因：“拖延可以帶給人們暫時的釋放壓力的快感。”這一說法在很多拖延者身上得到了驗證，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
但是，這個說法存在吊詭之處：“拖延”作為推遲執行任務的行為，本是人們對抗焦慮的一種辦法，這種焦慮大多來自做出決定或開始、完成一項任務；但在拖延過程中，大多數拖延者都會感受到異樣，心中有個聲音喋喋不休“你知道你不該這樣做”，出于個人的壓力、擔心引起別人失望的自責以及個人效率的降低——這些感覺綜合起來，往往又加劇了拖延和情緒焦慮，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不過，好在，一定程度內的拖延行為都屬正常，但長期的拖延則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調的一個表現。
拖延的健康成本
盡管常常以“拖延癥”的面目出現在諸多人際交往中的談資里，但在心理學家看來，“拖延現象”具有普遍性，而“癥”則帶有了臨床色彩，應按照相應的診斷標準來劃分。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拖延”不過是一種現象，而非“病癥”。
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輕視拖延，因為它有可能是其他病癥的征兆。如果你的拖延現象已經使你陷入這樣的狀態：懶惰、嗜睡、無從激發做事的欲望，而這種情形又發生在冬天，那就需要注意了，你可能得了季節性情緒紊亂。
不過，拖延與健康的關聯并不止于“預兆病癥”。很多研究表明，拖延的習慣還會令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
每當接下一項新任務，大多數拖延者都會經歷這樣一環“情緒怪圈”：這次我想早點開始——我得馬上開始——我不開始又怎樣——還有時間——我這個人有毛病，由此墮入新的自責，即便接下來再次發誓“我永遠不會再拖延！”，過山車般起起落落的心理狀況仍難免對生理產生影響。
一個有關“拖延和健康”的經典實驗是這樣的：心理學家Tice和Baumeister給班里的學生使用了一套拖延量表（以區分那些習慣將事情拖后處理以及不這么做的人），另外，在課上布置了一篇學期末論文。學生們被要求，分別在學期初和學期末報告“他們體驗到了多少身體不適的癥狀”——結果并不令人驚訝，此前的量表劃分出的拖延者遞交論文的時間平均遲于不拖延的學生，得分也普遍偏低，但最讓人傷感的是，雖然在學期末，所有學生報告得不適癥狀都有增加，但拖延者報告的癥狀明顯更多。
形形色色的拖延
與此同時，對自己拖延癥的報告也越來越多。據卡爾加里大學商業教授皮爾斯•斯蒂爾說，從1978年到2002年，承認自己受拖延癥折磨的人的百分比是原來的4倍。
心理學家將拖延者的活動分成立6個類目：家務、工作、學業、個人呵護、社交和財務。無論拖延的范圍多么廣泛，但悉心梳理下來，一個人的拖延總是具有選擇性的：一個人可能熱衷煲電話粥，卻不肯收拾書桌，而有的人可能將房間來回清潔，卻不肯回復一封郵件。
為了拖延，拖延者會做出千奇百怪的事情：清理冰箱里的食物、睡覺、購物、看小說、寫網絡日記、去健身房、干瞪眼、下載音樂或電影、帶著電腦去咖啡館……不得不承認，拖延者們在實行拖延時，往往富有“創造性”，或者，我們不妨借用一下托爾斯泰的經典句式：“不拖延的人都是一樣的，拖延的人各有各的拖延風格。”
“完美主義”經常是拖延者習慣持有的借口。但在心理學家看來，“完美主義者”也分為適應型和適應不良型，后者往往對犯錯極為在意，而且對自己期望過高，不夠現實，比如一位常年不運動的女性希望2周內改善體型，這樣原本可以激發動力的高標準，反而因為不可能實現，成了付諸行動努力的阻礙。
目前，針對消極拖延的干預主要包括團體心理治療模型和個人干預。前者通常被劃分成6個90分鐘的階段，令拖延者先識別自己的拖延類型、理解與這些拖延類型相關的個體動機，而后通過減少拖延行為，最終學會控制自己的生活；后者則主要包括：增強對拖延的認識、制定一系列任務并積極監控自己的行為，通過表揚增加成功體驗、增強效能感。
此外，心理學家也給出了一些其他建議，包括：識別自己的拖延風格；制定可操作的目標（具體的、可觀察的、可以分解成幾個小步驟、第一步最好可以在5分鐘內完成）；選定一個目標，進行一周實驗；取得一些進步時獎賞自己。
顯而易見，這些干預措施具備異曲同工之處，歸結起來便是“個體必須有足夠的動機、能力以及強的效能感，才能使行為成功”——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Bandura）提到過這樣的說法。
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如果我們去做一件事情，總需要點兒什么激勵——這一事實自有人類便未曾改變，根深蒂固，一如經濟學家、拖延癥研究權威喬治•安斯利眼里的“拖延”——“你完全可以稱之為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