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得天下，總要說上膺天命，下饜民心，而非智競力爭而來。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覺，你說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準兒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來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學調，拿它來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視天聽的民！我就是載舟覆舟的水！還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動聽，然而可惜，是句謊言。
朱元璋曾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個老太太門口歇腳。聽說老太太是蘇州人，便問張士誠在蘇州如何。老太太說，張士誠不戰而降，蘇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發牢騷：京師十萬人，怎么沒有一個人，能像這個老太太說張士誠那樣，背底里說我的好？
另一天，朱元璋聽到另一個老太太私底下稱呼他為“老頭兒”。他發作起來：“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朕為天子，而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何也？”下令抄沒了許多人家。
張士誠為人寬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糧”、“檢括”，與剽掠無異，卻能得天下。他高興地說：“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這位彌賽亞，對民心很可能別有自己的見解。比如，他或許已覺察到民心和民意是兩回事。曾有十三人因為說“朝廷法度厲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處死，婦女流放；他的一條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論，但不滿所欲，便生議論，捏寫匿名文書，貼在街巷墻壁”，違者全家處死。——管不了你的心，還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總沒什么大用。
有件事能說明他對民心的蔑視。他對曾支持張士誠的蘇、嘉、松、湖地區，不是輕徭薄賦以爭奪民心，而是征收額外的重稅，臨之以威。
史書里總有許多材料，證明開國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國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飾過的。朱元璋自己認為元朝之亡，在于綱紀廢馳。“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戰栗，而對民心，則是半信半疑。明確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題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順耳的話都刪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對“民心”的討論。若全信民心論，他不敢刪《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刪《孟子》。
流傳有許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聽著很滿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懼無業游民。《大誥》里明明白白地寫著“逸夫處死”。榜文則說，百姓都要就業，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們互相監督，若有人遠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鄰居不告發的，一律充軍。另一條是規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業，不許遠游。
按他的榜令，對說謊的人、通奸者和騙子小偷的處罰都是死刑（曾有人偷賣草束，被凌遲處死）。自以為道德無睱的人，說不定會為此歡呼呢。但你一旦認可了這種任意處置的權力，就不要再抱怨這種權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結婚的，處死。私改名姓的，處死。違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處死；違反官定的發型，孩子剃“一搭頭”的，閹割。你要喝酒嗎？有“鄉飲酒禮”，犯者打五十，甚至充軍。你要聽戲嗎？只許演“義夫節婦，孝子賢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別的不但不能演，連戲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殺了”。
還有呢。民間的醫生，只能稱醫士、醫者，不能稱大夫、郎中。梳頭人只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萬一叫錯了呢？“治以重罪”。又軍人子弟只許演習弓馬，否則便是不務正業，學唱的，割舌，下棋的，斷手，踢球的，卸腳，做買賣的，充軍。要是吹簫呢？“連上唇連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別的一種人民，否則無法想像，這樣一位皇帝，這樣一種統治，會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間，朱皇帝的口碑竟還不錯，尤其是與他的為人相比。這已不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所能解釋的了。王朝自馬背上得來，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軍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開始或要鬧點別扭，遲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領袖，還是其傳記作者。士心一旦收攬，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層，個體的人心與整體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區別，而且，提出民心論的先賢，假設的是處于理想狀態中的民人。這種狀態，自秦漢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這時再談什么民心向背，不過是拿幻象來自我娛悅罷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著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來，“得民心者得天下”雖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實情的一句話，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posted on 2008-01-03 15:46
姚明 閱讀(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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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