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苞是東漢末年的遼西太守。就職的第二年，派人把母親和妻兒接到任上來。路過柳城（在今天的朝陽縣），遇上鮮卑人入塞鈔掠，趙苞的母親和妻兒被劫。鮮卑人便把她們當作人質，來進攻郡城。趙苞率兵接戰，鮮卑人把他的母親推到陣前。——這時，趙苞該怎么辦？
在漢代，這個問題的意義與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要聯想到“恐怖主義”或“民族大義”之類，但這兩樣，在那時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親被劫一事。古代，“孝”在價值觀中的地位數一數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慮的事情。
類似的難題經常發生，盡管不都如趙苞的處境那樣極端。君權與父權，忠與孝，家與國，難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國直躬的父親偷別人的羊，直躬去告發。孔子認為這樣不是正直，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算正直。強調君權的韓非子不同意孔子，他還看到了孝與忠的不可調和，說“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則有人說，在家為慈父孝子，在國必為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東西都搬到家里來，算不算一種孝順呢？該怎樣協調這些關系？
在春秋時代，家是高于國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當逃兵，這樣的行為也能得到原諒，因為，按鮑叔的解釋，管仲不是膽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過昭關，借吳兵以伐父母之邦，來報私仇，當時的人覺得他是正當的，司馬遷還贊揚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
秦漢以后，天平越來越往君權的方向傾斜。“忠”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以前，“忠”的意義廣泛，后來只指對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系，后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漢人編了一本《孝經》，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這本書應該叫《忠經》才對。同樣是漢人編的《禮記》，講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這和孝有什么關系？——這是漢人在設法模糊忠與孝的沖突。
但這種沖突畢竟沒辦法給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統治是仿照父權建立起來的，把父權否認光了，君權何所依傍？另一方面，個人生活，家庭關系，都是如此強大的事實，怎能視而不見？所以趙苞的處境，依然沒有一種兩全的出路。劉邦說“幸分我一杯羹”，在漢代給吹捧為“不以父命廢王命”。但劉邦是皇帝，趙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說？
宋代的哲學家程頤，給趙苞出了個主意，說他可以先辭掉遼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鮮卑人那里贖回母親。這個主意在實際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沒有觸到問題的實質。——不妨看另一個更鮮明的命題：假設君王與父親都得了一種重病，而只有一丸藥，只能救一人，那么，該救誰呢？
這個問題是曹丕提出來的。程頤肯定知道這個命題，但沒有回答過。
忠孝沖突，揪扯了好幾千年。孝，以及與之對應的宗法結構，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權的東西，但當君權越來越強大，“忠”越來越被強調時，與之頡頏的“孝”，也越來越添進些可怕的內容，——割大腿肉來給父母治病，這樣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則更有刺心截腸，剔肝摳眼等等，十分恐怖。為什么會走到這樣的極端？
也許問題不在于“忠”“孝”這些范疇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種普遍的正義觀，高于具體人際關系的價值。前面我只說“家國”，“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說“公私”，就是因為古代幾乎沒有我們今天愿意稱之為“公”的結構，家也是私，國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的私有之物（在這個意義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但得意識到那種“社會”并無清楚的邊際，也無自己的價值體系。那種社會沒有管理，像個戰場，任由強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類的狹念像野獸一樣不受羈束地馳騁沖突。
最后，趙苞選擇了忠。他的母親被殺。下葬后，趙苞也嘔血而死。他實在是沒有別的出路。
posted on 2008-01-03 15:44
姚明 閱讀(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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