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 強
我們已經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人類政治文明歷程中最為閃光的結晶。但是，一談到民主，人們通常想到的就是自由第一、兩黨競爭、三權分立的美國模
式，也就是憲政民主。這一民主樣式雖然合乎人類政治文明傳統，源自古希臘，但在教條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憲政民主不過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是壟斷資本
的代理、為資本集中服務，并不能真正表達社會各階級的利益，因而是虛偽的、不適合輸入的。
最近二十幾年，隨著改革開放和黨際交往
的增加，人們對歐洲大陸的第三條道路，特別是北歐和德國的社會民主模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過，面對歐洲社會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比如民主社會主義、市場
社會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萊茵資本主義、斯堪地那維亞模式等等五顏六色的標簽，即使不是保守的教條主義者，人們也常眼花繚亂而難以理解，簡單地歸諸馬克思
主義歷史上修正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產物，不僅有違馬列正統，而且其福利國家政策想當然地不符合“中國國情”
——尤其擔心，在民主選舉下社會（民）黨隨時可能丟掉執政地位而有政權不穩之虞。這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誤解，但卻是長期以來、也是直到最近在關于社會民主
的討論中否定、害怕、以致拒絕學習社會民主的借口。
如果拋開令人又愛又恨的“美國中心主義”，深入歐洲社會民主的起源、性質和作
用，比如德國和瑞典這兩個社會民主樣板，我們能夠發現社會民主不僅僅是個好東西，而且相對美國式的憲政民主，代表的不僅是歐洲的道路，更是歐洲的社會主義
者在百年實踐中成功創造出的民主的高級形式。
社會民主是運動 大多數中國人關于社會民主的最新一輪
興趣源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歐洲政治的“向左轉”，也就是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先后贏得選舉、登上執政地位。但是，深受以經濟決定論和
階級斗爭論為核心的教條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中國社會，對吉登斯所提的“第三條道路”的復興通常抱著懷疑的態度。隨著近兩年法、德等國右派政黨的上臺，這一懷
疑顯得尤其強烈。甚至如冰島這樣的小國年初發生的政黨更迭，居然也能夠在中國學術和媒體中引發歐洲紅旗（社會民主）還能打多久的討論。在他們看來，政權就
是一切，社民黨在野的社會是否還算社會民主是很有疑問的。這當然是一種無知。
如瑞典著名社會福利專家安德森·哥斯平所說，社會民
主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社會民主運動，二是社會民主化。這兩者都超越了社民黨是否執政的問題，而代表著社會民主政治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范圍內的全面結構化。
社會民主運動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產生的修正主義爭論以及第二國際。相對于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論為核心的教條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公社革
命之后，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否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崩潰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等待論的教條，強調對既存體制的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轉型。在19世紀的
最后10年以及20世紀的最初幾年，伯恩斯坦修正了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斗爭論，明確提出政治參與和階級合作。
以德國為例，伯恩斯坦的這一主張最終改變了馬克思正統主義者考茨基，影響了1903年德國社民黨德累斯頓大會以及社民黨隨后的選舉勝利，也成為1904
年阿姆斯特丹社會黨國際大會的主軸。社會民主運動從此脫胎于修正主義的爭論，正式形成，推動著歐洲社會黨積極參與民主選舉、傳播社會主義理念，成為歐洲民
主體制最可靠的伙伴。相對于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階級無祖國”，德國的社民黨堅持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通過改革運動和社會進步運動來推進社會主義、推進民
主；即使遭遇1879年俾斯麥威權政府的禁黨令，也未停止參加選舉和議會斗爭，對德國的最終民主化作出了關鍵貢獻。一戰后，作為民主化過程最重要的參與
者，自詡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德國社民黨拒絕了伯恩斯坦1920年代提出的“人民黨”建議，回到了考茨基的經濟決定論和保守的“階級力量平衡論”，雖然贏得普
遍歡迎，卻也因此埋下了魏瑪共和失敗的種子。在1959年的社民黨哥德斯堡會議上，面對戰后新的政治格局——基民盟以及歐洲保守政黨已經普遍吸取了大蕭條
和納粹上臺的教訓，采納了“只要有可能就計劃，只要有市場就管制”的規制資本主義政策——德國社民黨再次轉折，正式放棄了社會經濟國有化的目標，提出“社
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實現，民主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獲得”的新的社會政治主張，為社民黨不久后重新贏得選舉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不斷修正、永遠改革成
為歐洲社會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比如，英國工黨可以因此在戰后提出國有化方案，也可以在90年代推行私有化和社會福利縮減政策，其中的理論沖突讓步
于改革主義。正是因為社會民主運動的存在，歐洲政治始終充滿了民主和活力，這是相對于北美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共產主義的歐洲第三條道路復興的根本原
因。
在瑞典，社會民主運動則直接體現為
“第三條道路”的形成。這歸功于靈活、不拘泥教條主義的瑞典社會民主勞動黨創始人布蘭亭。在一篇1906年的文章中，布蘭亭提出，“馬克思理論所基于的社
會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其中原因發生在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中”。在他看來，階級合作符合社會黨人的長期利益，民主是他們的目標也是競選口號，社會勞動黨不
僅是無產階級的，也是“人民黨”。從19世紀末開始，經歷數十年的運動，1917年瑞典社民黨第一次受邀參加聯合內閣；1932年首次贏得選舉并單獨組
閣；1934年，瑞典農民團體宣布支持社會民主路線；1936年社民黨再次當選并從此確定了社民黨在瑞典政治的優勢地位，瑞典也成為20世紀第一個社會民
主國家。而在同期1933年關鍵的德國選舉中，保守的農民和小業主則是支持納粹上臺的最主要選票來源。
在兩次大戰當中，階級合作
固然是瑞典模式的緣起，但是，在瑞典社會黨人看來，價值虛無主義才是社會民主最大的敵人。換言之，納粹或者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同樣起源于修正主義和民族主
義的結合，但是用德國社民黨領導人倍倍兒的話說，更像是一幫傻子的社會主義，它是德國一戰結束后價值虛無主義泛濫的產物。價值虛無主義之下，什么都是可以
的，人民處在價值真空中，而國家享有最高的道德權威，反猶主義和軍國主義因此泛濫。這種施密特式的價值虛無主義，不僅踐踏民主，而且迫害社會，可能發生在
任何社會，也就是漢娜·阿倫特所擔心的現代社會中極權主義的危險無所不在。在某些后共產主義國家，如果缺乏社會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的繁榮同樣會帶來價值虛
無、消解民主價值、強化晚期威權。在美國，如剛剛去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在2006年7月幾乎是他最后一篇題為“民主與哲學”的文章中斷言，民主不只是言論
和出版自由，不應當只有保證選舉結果的憲政民主卻沒有道德進步。在他看來，民主的本質就是平均主義，也就是社會民主運動所追求的社會公平。
因此，就社會民主運動的角度，社會民主在德國、在瑞典，并無任何模式的優劣可言。它們都分別緣起兩國的社會黨人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和公平、保衛社會、對抗
價值虛無的政治活動，而不像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坐等資本主義危機到來、或者如列寧、斯大林主義者以歷史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為前提，貪婪國家政權和社會極權
化，背叛社會主義者最初的自由主義追求。
社會民主改變歷史 社會民主的另一方面是社會、經濟、政治
生活的社會民主化，代表民主的高級形式。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伯爾曼去年出版的新著中，社會民主代表政治的本義，也創造了20世紀的歐洲歷史。這部
歷史分為二戰前后兩部分，戰前以社會民主運動為代表，戰后以福利國家體制為代表。
在兩次大戰的間歇，瑞典社民黨通過社會、經濟、
政治生活的全面社會民主化，把社會民主的邊界建造于社會內部，而不是邊界，最終形成了與納粹模式和東方共產主義模式相區別的第三條道路，并影響了整個斯堪
地那維亞地區。德國的社民黨，不僅參與合作了19世紀俾斯麥威權政府期間的有限民主和社會改革，而且主導了一戰后魏瑪民主的建立。
戰后，眾所周知，德國和瑞典的社會民主化形成了福利國家模式，追求平均主義和社會公平的福利國家也因此成為社會民主的載體和代理。兩國福利模式的差異，
通常也被中國社會等同于兩個社會民主模式的差異。比如，瑞典社會勞動黨在30年代競選中提出的“人民之家”主張，給社會黨長期執政的瑞典社會民主化打上了
極深的集體主義烙印，瑞典的社會福利模式有著強烈的絕對平均主義色彩，社會、政治生活中呈現“強社會”模式。在兩黨制的德國，社會民主化以“社會國”綱領
出現在基本法（憲法）和社會政策中，平行于體現自由主義的“法治國”概念；以勞動為中心建立起的社會保險和企業參與制的生產民主，與工會和大資本合作的萊
茵資本主義治理模式平行。兩者間的差異是前述社會民主運動起源階段的斗爭策略差異和歷史差異所造成，即所謂路徑依賴，一個偏重平均主義和社群主義，一個偏
重勞動與法團主義。
但是，福利國家并不代表社會民主化的全部，社群主義和法團主義都是社會民主的體現，并無孰優孰劣之分，對中國
的和諧社會的道路設計而言，也不存在兩者擇一的問題。它們的社會政策以及福利國家模式不僅是兩黨先后采取相同戰略的結果，也就是人民黨和改革資本主義，更
是共識政治的結果。因為，相對憲政民主意義上的議會政治——這一社會民主運動早期的主要形式，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社會民主想像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者修正主義
——共識政治才是後福利主義時代社會民主化最重要的政治形式，代表了社會運動制度化也就是民主的高級形式。
具體來說，略去裙帶政
治、捐款政治等等所有技術性的負面因素不言，如羅蒂所言，美國的民主選舉無論結果如何，失敗一方總是尊重選舉結果，沒有人試圖發動政變來改變結果，這固然
是憲政民主的優越，但卻難以改變社會意識的分裂，比如在墮胎問題、槍支管制問題、同性戀合法化問題、醫療保險改革問題等等，無法形成社會共識，推進社會進
步。盡管美國的民權運動對美國現實政治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這些美國社會運動的焦點問題，大部分都超出兩黨政治在選舉、議會、私下的共同認識范圍的，兩黨
政客通常在選舉中選擇避開或者非常謹慎地選擇其中一部分，彰顯美國的制度政治對抹平社會鴻溝或者階級差異毫無興趣。這是北美民主方式與歐洲社會民主的最大
區別。
但是，歐洲的共識政治卻以體制外的社會運動為基礎，不斷地將社會運動中閃現的議題轉化為社會共識和政黨共識，社會運動在理
論上和現實中都可能通過社會政治生活的社會民主化，影響制度政治的議程設置。社會民主化運動本身就是這么一個從體制外而體制內的轉型。自六十年代社民黨執
政、新社會運動高漲以來，我們看到，學生運動在德國首先促成了七十年代初的大學改革和高等教育公平化；七十年代環境保護組織倡導的環保、反核，在八十年代
之后，先后成為德國政府和各政黨的基本政策。在瑞典，女權主義運動全面進入體制政治：六十年代瑞典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反婚內強奸的法律，在1999年則立法
規定賣淫無罪、買春屬于犯罪。其時，瑞典議會的一半議員均為女性，瑞典的女性公務員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性戀婚姻在瑞典早已合法，在德國，雖然會有教
會保守人士或者老輩人對同性戀婚姻皺眉頭，但并無人膽敢攻擊同性戀政客，同性婚姻也在社會法框架內與異性未婚同居者一道享受生活伴侶的待遇。如此等等，社
會運動議題進入公共討論，政黨議題同樣仰賴以促成社會共識為目標的公共討論得以影響公共政治。各項社會改革政策，幾無例外依靠著社會共識的形成而不僅是議
會辯論。施羅德在任期間所推行的“議程2010”改革計劃，其中的政黨反對或者支持并不能用美國式的選民傾向來解釋，蓋因無法達成社會共識而告流產。
在上述過程中，社會民主化所改變的選舉模式、媒體傳播、社會運動的制度化、乃至歐盟政治，構成歐洲社會民主的共識政治基礎。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改革運動雖
然不再以街頭運動的形式出現，但是作為永遠的改革主義政黨運動，吸收或者中介著非體制政治進入體制政治，比如社民黨的左翼伙伴——綠黨的興起，在社會民主
的框架內，擔當了各種新社會運動在議會政治內直接代理人的角色；同時，引導共識政治在歐洲范圍內的制度化——哈貝馬斯在60年代末學運高潮時曾以“公共社
會的結構轉型”為這種社會民主化的先導作了深刻描述。（作者為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