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斯年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斷氣的事……是所謂西醫，中醫之
爭。……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們有決心，有準備，加以極大之努力，而且善
于利用局勢，日本總有受教訓之一日。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
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教育的
人，還在那里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
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
本有問題？對于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于
關系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里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于極容易分
辨的科學常識還在餛飩的狀態中，何況較繁復的事。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
西醫，豈不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學校不能脫離這
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信所謂中醫者，大致有幾個原因。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
惜用的地方大錯了。人們每每重視本地或本國對于一種學問或藝術之貢獻，這本
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節制的范圍內，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才可以激
勵出其土、其國更多的貢獻來。不過所謂中醫并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
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即無病
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
這些經驗良方不是一處來的。這類考據，此地無法談，我只提醒一句，其實
醫學在現在并無所謂國界，雖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的風氣各有小小不同，在
基礎上全無半點分別，這不是論詩宗、評畫派一流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頭腦不清
楚。對于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請醫生全是試試看，恰
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
第三個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實的科學常識
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后來糊涂如此。
我以為目下政府及社會上人應該積極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為所謂“國醫”
丟國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數月前設置所謂中醫研究所之爭，真是一件意氣與無知
之充分表演，不圖今日見此11世紀的惡劇。又如近時幾個監察委員彈劾中央醫院
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話，中央醫院究竟殺人不殺人，須待有資格的醫士檢定，豈
是幾個在事外監察委員所能憑空斷定的。以非技術的國家官吏去判斷純粹技術的
問題，監察員坐在家中做了監察吏，這要比《洗冤錄》所代表的文化還要退下幾
步。
以政治的立點論，中國此時醫學衛生的狀態有下列幾件事急須要做。第一，
應該多設幾個訓練在內地服務醫生之學校。目下的有名醫學校，國立的如上海醫
學院，私立的如北平協和醫學校，所造出的醫生很能適合近代醫學所要求的高標
準，但聽說他們每每喜歡在大埠作業，到內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內地至今等于沒
有真的醫生，只靠幾個教會的醫院對付。這是不應該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設
的醫學校每每不能甚好，專靠他們也不是辦法。現在應該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
的醫學校中設農村服務醫生一科，使他們在畢業后到內地，或者簡單到內地鄉村
里辦醫學校去。聽說南京中央醫院有此類之計劃，我希望它早能實現。第二，內
地之需要公共衛生比需要醫士還迫切。醫士之訓練不能速成，一時斷難普及，不
如先盡量講究公共衛生，收效較快。況且中國是個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國家，各種
疾疫并世無雙，故死亡率在一切開化與未開化的人類之上。對付此情形之最有效
方法，無過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論，原來到了夏季、秋季傷寒、霍亂、瘧
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驚的。幾年以來，以衛生署及其附屬機關之努力，特別是
防疫注射之努力，這些病減少得多了。這樣工作，比在南京多設幾個醫院的效力
還重要。在中國的目下經濟情形論，若干公共衛生的事業是難做的，然也不是一
無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費錢只費力的。這里頭的緩急與程序，要靠研究公共
衛生的人的聰明，絕不是在中國鄉村中無可為者。這件事要辦好了，中國要少死
許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國民經濟之虛費。第三，要多多的訓練些內地服務之
看護。中國人太忽略看護對于疾病之重要了，以為萬般的病都只要靠藥治，因此
死人不少。內地人之無看護知識，因而更需要能服務的看護，本是不待說的。不
特有訓練的看護應該更多，即一般的看護知識也應該灌輸在國民教育之中。……
第四，更多用的醫藥品應該由政府自己設廠制造，或促成中國工業家之制造。如
吸水棉、紗帶、酒精，果一切仰給于國外，在國民經濟上看來大不是了局。醫藥
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貨，若因醫藥事業之進步，這個貿易的漏洞太大了，決不是
辦法，所以政府及社會應該及早準備。第五，政府應該充分的推廣生產節制。中
國人口問題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產，第二是多死，這中間含有無數的浪費。果
以醫學衛生事業之進步，死亡率減少了，而生產率不減少，又不得了，所以生產
節制大與社會安定有關。不過目下實行生產節制者，多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
此一個比較的能生長并能教育子女的社會階級偏偏節制生產，而無力多生偏要濫
生者不受限制，豈非漸漸的使我們的人種退化？所以政府應該對于一切患有花柳
病、遺傳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遺傳性的犯罪者，及絕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發
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國家的責任一天比一天大，作這樣事若能做得妥當，
不算是妄舉。第六，政府應大量的獎勵在中國的近代醫學，此意待下次詳說。
至于對付中醫，似應取得逐步廢止之政策。內地目下尚無醫生，大埠的醫生
也不夠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風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無所措。
或者免不了暫且保留此一個催眠術。同時卻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鬧的事，
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訓練醫生人數之增加，逐步禁止這些“國醫”。目下
可以先把大埠的“國醫”禁止了，至少加一個重稅于那些大賺錢的國醫以取“寓
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們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因
為“醫卜星相”照中國的“國粹”是在一塊的。論到“國藥”之研究，乃全是訓
練有學問的近代藥學專家的事，一藥之分析，及其病狀效能之實驗，決不是這些
不解化學的“國醫”所能知覺的。
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
一切不甘居餛飩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棱的態度。
（原載1934年3月5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又載1934年8月26日《獨立評論》
第一一五號）
傅斯年
（1896.3.26-1950.12.20）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六歲入私塾，十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十一歲讀完《十三經》。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臺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余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后先后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表論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傅斯年
在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歷史學家、教育家、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
他回國后先任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后來又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希望將它辦成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間的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個抱殘守闕的機關。他對于國外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只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瑞典的高本漢，一個是法國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認為是“洋騙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傅斯年曾主持購進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費資不少，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么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么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了大笑。
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昆明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史語所第四組即人類學組藏有許多掘自不同地區的人頭骨和人體上其他部分的骨骼，這些人頭骨和骨骼也和圖書一樣陳列在木架子上。不久，這些東西被當地人發現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殺人了，研究院殺人了！”令史語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適的學生，但死在胡適的前面，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胡適當年剛進北大做教授，就發現有些學生比他的學問好，而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所以沒有被學生趕下臺，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護人”。
可是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聯大解散并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后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并最終把孔轟下臺。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臺——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并不多見的。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后我要和你決斗。”等到會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斗，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斗了，讓你罵了罷！”
大概在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
不過，關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于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里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