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如何獲得成功、自信、快樂
貢三元
9 月初，我在北京給國內的大學生作了幾次報告。在我即將踏上飛往美國的班機之前，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沈向洋院長要求我把交流的心得寫下來，說這樣“會對更多的中國青年人有益”。
我跟微軟亞洲研究院淵源頗深，事實上，我應該是第一個到研究院訪問的美國教授—— 1998 年的那次經歷讓我印象很深。無論是才華橫溢、志向遠大的研究員，又或是有著不凡天賦、充滿了求知渴望的國內學生，都讓我感覺到這所研究院、這座城市（北京）乃至中國所具有的驚人潛力。所以，從那以后，除了 2003 年以外——因 SARS 肆虐導致往返不便——每年我都會暫別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回到中國，和微軟亞洲研究院那些令我敬佩的同行們一起，努力為國內的青年做一點事。
所以我不能無視沈院長的請托。況且對我來說，如果我的一些經驗能夠有助于國內青年人的成長，那我決不會敝帚自珍的。
今年的北京之旅，我同中國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院校的一些同學探討了“如何走向成功”、“如何獲取快樂”的話題。歸根結底，我認為，與一味地汲取知識、鍛煉能力相比，現在青年們尤其需要重視知性與感性的平衡教育——換言之，這一代青年人應該把成功、自信、快樂作為追求的目標，他們最需要的不是 IQ 而是 EQ 和 AQ 。
一、必須重視知性（ IQ ）與感性（ EQ ）的平衡
不久前我看到國內媒體有報道說，一項針對中國青少年創新力的研究表明，中國青少年“不看重成功的多元性和多元化”，而中國大學生對“誰是最可愛的中國人”的認知也“偏向政治家”，這“屬于一種很狹隘的成功觀”，而且，它也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大學生殺害同窗、碩士生離校出走、博士生跳樓自盡……這些悲劇屢屢見諸于報端，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天之驕子們如此脆弱？對此專家的意見是，當社會意識“對所謂的成功”片面認定與過度強化”之后，幾乎所有的學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負擔。我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問題的癥結在于，這些青年人的 IQ 與 EQ 根本就不平衡。
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似是習慣于以一元化的價值觀看待別人——國外則是推崇多元化的人格培養。當然，我并不是說國外的教育便十全十美，即便發達如美國，也有著不少因教育產生的社會痼疾——只是一種本能的感覺，很多與我面對面交流的國內學生都顯得拘謹、難以放松、不夠自信，盡管他們很聰明（ IQ 出眾）。有些學生對我說，從小學高年級開始，他們就被“分數文化”套牢，考試的得分被用來評估他們的智力、才能甚至是品行。我覺得這是十分荒謬的。當學習不再是樂趣和個人主動的追求，而是一種被強制形成的怪圈；當學校壓根就不鼓勵學生通過與他人交往、合作來獲取快樂，而是“逼迫”他們向著個人奮斗的狹仄空間“內縮”，這必然會造成學生們 IQ 與 EQ 的失衡。
無論國內國外，這一代青年——特別是將來會在 IT 領域工作的那些人，現階段他們無論在家在校可能都表現得很優秀，為他人所艷羨；但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或是出國深造，便會面臨極其殘酷的競爭。一旦事態的發展不能盡如人意，他們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心理障礙，并由此走上“孤僻、脆弱 - 失敗——更孤僻、更脆弱 - 更失敗”的負循環。所以，我的觀點是，中國的青年人應當更重視 IQ 與 EQ 的平衡發展。
二、 IQ 、 EQ 與智慧
1905 年，法國心理學家、醫師比奈（ Binet ）與其助手西蒙（ Simon ）合作編制了歷史上第一個智力測驗量表——比奈 - 西蒙量表；該量表經美國斯坦福大學修訂，首次加入了“智商”（ Intelligence Quotient ）的概念，稱為斯坦福 - 比奈量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 200 萬美國人參加了規模空前浩大的智力測試，測試方式由哈佛大學的 Lewis Terman 發明。西方文化向來有理性思考的傳統，再加上現代心理學家的推波助瀾，語言、邏輯、空間推理能力開始被認定為是決定某人智能高下的標準。
然而智能就等同于智商嗎？現實中有很多例子，一些智商很高的人卻無法取得預想的成就——反而有些看起來有些平凡甚至愚鈍的人終成大器。 1983 年，狹隘的智能評估標準受到了真正的沖擊——這一年，哈佛大學另一位教授霍華德·葛德納（ Howard Gardner ）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心智的結構》。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指出，對某人智能水平的評判應至少包含七個層面： 1 、語言智能，也即有效運用口頭語言或書寫文字的能力； 2 、邏輯智能，也即有效運用數字和推理的能力； 3 、空間智能，也即準確感知并恰當表現視覺空間的能力； 4 、音樂智能，也即察覺、辨識、處理音樂的能力； 5 、運動智能，也即用身體表達思想和感覺，以雙手制造或改變事物的能力； 6 、自省智能，也即了解自己，并以此指導行為的能力； 7 、人際智能，也即感知和分辨他人情緒、意向、動機、感覺的能力。葛德納的理論被稱為“多元智能理論”。
在葛德納之后，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彼得·沙洛維（ Peter Salovey ）正式提出了“情商”（ Emotion Quotient ）的概念。沙洛維認為情商包含五類基本素質：認識自身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人際管理。
一個世紀以來心理學家們對人類智能規律的探索揭示出了通往成功的基本路途，成功 = 智商 + 情商。
三、高情商幫你在人際和事業博弈中勝出
對于商務人士（尤其是 IT 從業人士）而言，這兩種能力格外重要。在美國流傳著一個笑話： IQ 零蛋的人能夠做什么？答案是“主管”。根據學者的研究，一位企業主管能取得多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此人的情商——根據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對 188 個公司高級主管的測試和研究，對企業管理者而言，情商的重要性竟然是智商的 9 倍。
很多時候，情商也會對智商產生作用。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心情輕松愉快的時候，人的語言能力、邏輯能力、空間推理能力往往較平時強很多；而在心情憤懣抑郁的時候，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會急劇下降，從而屢屢出現誤判的情況。所以，我認同尼采的那句名言：“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處于極度痛苦狀態下的人，其陰暗的、負面的情緒會迅速“膨脹”，看問題時自然也就偏向于悲觀。
古人說性格決定命運，足見情商的重要性。一個人的情商可說是其性格的指示器。比如“激將法”就是利用對方性格中的弱點來達到擊敗對手的目的；再如下圍棋時，棋手的性格是否沉穩鎮定往往關系到博弈的勝負。所謂一招不慎，滿盤皆輸，而這一步的失誤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情緒的影響。
沙洛維歸納出的五類情商素質對應著葛德納提出的“自省智能”和“人際智能”。
自省智能是能夠認識自己的感覺、管理自己的情緒，作為個人行為依據的能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的青年人自然不需要用圣人的標準來約束自己，但至少應該具備自省的意識和自省后改進不足的勇氣。
人際智能則是認知他人情緒、性情、動機、欲望，并作出適度反應的一種能力。在美國，小孩子在幼兒園或是小學低年級就需要拿著自己的玩具跟老師和同學講故事，這其實是訓練他們的觀察力（觀察聽眾反應）并適時作出行為修正的能力。在中國，類似的訓練似乎要在中學才進行，而且頻度不夠。
情商高的人，情緒控制力要高于常人，因此在關鍵時，智商也就相應高出一籌。所以情商較高的人總是能夠在人際和事業博弈中勝出。而且，與不可變的智商相比，情商有著極大的改善空間。那么，該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呢？這要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來入手——你至少需要養成以下兩個方面的習慣：
其一是尊重他人、關懷他人，讓這些人喜歡你。經常保持自然的微笑；談論別人感興趣的話題而不是一味自吹自擂；記住別人的姓名并在下一次見面時主動與他們寒暄——你會發現“姓名符號”的魔力……這些技巧非常簡單，人人都可以做到，難處在于持之以恒。
其二是做一個有智慧的人，努力贏得別人的友誼。雖然說沒有誰地球都一樣轉，但現實中，幾乎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整個宇宙的中心。所以，我們需要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個重要的人，需要激發他人高尚的動機，需要經常扮演一個傾聽者——而不是與旁人爭論不休，需要在自己錯了的時候坦然承認……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贊美他人”。這里所說的“贊美”決不等于國人常說的“拍馬屁”，而是基于你對他人獨特價值的認同與肯定，因此是誠懇的、準確的、不帶有庸俗功利色彩的。“贊美”可以分為“由上至下”（上級對下級、長輩對晚輩）、“同級之間”和“由下至上”——后兩種“贊美”的難度比較大，關鍵在于，你需要以虛懷若谷的姿態，真心發現他人身上的閃光點。
四、關于 AQ
AQ （ Adversity Quantity ）可以視為 EQ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 AQ ≤ EQ —— AQ 一般被翻譯為“逆商”或是“挫折商”，這個概念是美國學者、白宮商業顧問保羅·施托茲（ Paul G. Stoltz ）博士提出的。它是指人們面對逆境時的應對方式，是衡量某人在挫折面前解決麻煩、超越困難的能力的一個標準。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每個人都會在生命的某些階段遭遇不可知的挑戰。在學校、在商業公司，一些青年人被上級批評指責，或者是受到同學或同事的冷落，自尊心因而受到傷害，這是很常見的事。然而，在面對類似的麻煩時，各人的表現卻大相徑庭。逆商較高的人能夠勇敢地面對麻煩，進而分析出“麻煩”的真正原因，最終解決麻煩；但更多的人則會因麻煩、挫折而焦慮、憂傷，表現為：急躁不安、亂發脾氣、怨天尤人甚至是遷怒無辜者，缺乏忍耐力和自省意識，缺乏冷靜解決事端的信心，不能集中精神、以專業的態度處理事務或是作出明智的決定……
“臨危不亂”的人、“虛心、泰然處事”的人的逆商都比較高。他們會冷靜、客觀地分析危機的性質，如果面對的是“實質逆境”，他們會坦然接受，并找出最好的應對方法；倘若只是“虛擬逆境”，其影響可能不過是一時的自尊心受傷，那便只需要我們忍耐、自省，妥善解決。在交際場合，你的自尊的承受力應大幅提升——當一群人在愉快地傾談，而你被晾在一邊，該怎么辦？如果只是選擇默默地郁悶著，那么下次集會，你同樣不會獲得“加入他們”的機會。所以你不妨放下矜持，主動與那些陌生人搭訕。而在工作場合，當你辛辛苦苦做出的成果被否定，而你又不以為然，也切忌為了面子而與伙伴當眾爭執，那樣做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達不到溝通與互諒的目的，反而可能壞了大局。
其次，你可以試著做一個積極的阿 Q 。在《阿 Q 正傳》里，魯迅先生塑造了一位習慣于“精神勝利”的典型人物。雖然這個人很愚昧，敬畏強者、欺凌弱者，時而自輕自賤，時而自高自大，但他的“精神勝利法”倒也不失為一種在逆境里“自適應”的方法，在這方面與 AQ 有著互通的意義——只是偏于消極；而在逆流而上、反敗為勝的能力層面，阿 Q 就大大不如 AQ 了。也就是說，阿 Q ≤ AQ ≤ EQ 。
當我們身處逆境，可以通過四個步驟來處理問題：面對問題 à 了解問題 à 解決問題 à 當問題實在無法通過誠意和努力來得到解決，那就放下問題——阿 Q 精神有益的一面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放下憂慮與煩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思路。
最后，與阿 Q 簡單的“放下”有所不同， AQ 雖然也提倡“退一步海闊天空”，但那是在縝密的審時度勢之后所作的選擇。這個選擇展現了我們對機會代價（ Opportunity Cost ）作出正確且及時的評估、從而避免付出不必要的（執著的）代價的能力。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的記載，越王勾踐在被吳王夫差大敗之后，不惜以越國向吳國稱臣為代價來交換東山再起的機會——倘若勾踐就此“放下憂慮與煩惱”，不采取任何行動，那么他就不過是一個春秋時代的阿 Q 。恰恰相反，“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終于，幾年后，越國軍隊擊敗了吳軍，夫差自殺——越王勾踐自然是 AQ 極高的一個人。
蘭斯·阿姆斯特朗（ Lance Armstrong ）是另一位值得尊敬的高 AQ 人士。這位勇奪環法自行車賽（ Tour de France ）“七連冠”的傳奇人物戰勝了癌癥，并在與病魔抗爭的過程中將心智鍛煉得堅強無比。阿姆斯特朗的基金會迄今已售出三千多萬條黃色腕帶，他以這種方式提醒著人們關注癌癥患者的福祉，并且“堅強地生活”。
經歷過、戰勝過苦難的人往往都擁有較高的 AQ 。此外，高 AQ 人群還包括兩類：真正自信的人和了解快樂真諦的人——微軟亞洲研究院本身便是很好的范例。我時常在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這個位于中國北京、以華人為主體的基礎研究機構的驚人創造力？近年來，在 SIGGRAPH 、 SIGIR 等全球頂尖的學術會議上，微軟亞洲研究院屢屢綻放異彩，讓世界刮目相看；至于它在技術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優異表現就更是令同行艷羨。我想，之所以能在短短七年之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關鍵在于，微軟亞洲研究院聚集了一群高 AQ 的科學家。他們非常自信，因此不怕失敗，敢于創新和挑戰未知；同時他們也以艱苦的研發工作為樂——我不止一次聽研究院的年輕人說，每當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會被全世界數以億計的用戶所采用，他們便興奮不已。被某種宏偉的目標、美好的愿望所吸引、驅策的人，又怎會在意暫時的、偶發的險阻？
五、快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快樂的、自信的人認為，失敗是可以改變的，努力是不可能白費的，因此，他們知道何時應當激流勇進、上下求索——這些人也會偶爾遇到不稱心的事。面對阻礙，他們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時候都不會輕言放棄。
自信源自自省力——自省不止是對自身實力的客觀審察，還包括對周圍環境的客觀審察，對合作者、（現時）競爭者、（未來）挑戰者的客觀審察。有一幅漫畫描繪了一位立于危崖之上觀望遠方的人——這人是在高瞻遠矚嗎？顯然不是的。他能夠看到遠方，卻看不清自己的腳下。
首先要明白，掌握快樂需要靠自己而不是旁人或老天。要明白三種事物的不可恃（強求）——祿（名利）、壽（健康）與情（感情）；而另外三種事物則是可以追求和依賴的——知識（ Knowledge ）、品味（ Taste ）與熱忱愛心（ Passion ）。
其次，要了解快樂的源頭。快樂可以來自你熱愛的工作，可以來自愜意的放松與休憩——一句話，快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是自由的感覺。
最后，成功 = 自信與快樂 =IQ+EQ+AQ 。雖然成功受很多因素影響，如遠見（ Vision ）、目標（ Goal ）、毅力（ Persistence ），但只要你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敬畏自然，即便不是每次都能做“成功的事”，但終究可以成為一位成功的人，盡情享受自信與快樂。
明年此時我還會回到中國，和我喜愛的學生們座談學術和人生，希望這篇淺文能夠幫助一些國內的青年人找到成功的坐標，找到自信與快樂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