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二）洋奴氣十足的絕對真理觀

作者：野鶴
2002年12月17日初稿
2003年3月10日改定
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4期 

方舟子及其追隨者的另一大社會活動，就是宣揚洋奴氣十足的絕對真理觀。所謂絕對真理觀，就是將一些所謂的國際學術界共識的理論或觀點，當成不可動搖或不容懷疑的絕對真理，并以此劃線，將所有試圖質疑和挑戰這些理論或觀點的人，不分清紅皂白地統統斥之為“不懂裝懂”、“無知無畏”、“狂妄”、“騙子”、“神創論”、“反科學”、“反人類”……似乎，他們所堅持和維護的不但是絕對真理，而且在中國也唯有他們掌握了絕對真理。

人類的起源

達爾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起源與性的選擇》一書中，最早提出了非洲是人類的搖籃的假說。盡管一個多世紀以來，隨著考古技術的發展與人類化石的不斷出土，特別是東非考古人類學的豐碩成果，使這一假說獲得越來越多的實證；但另一方面，從它提出伊始，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和質疑，并提出相應的歐、亞起源說或多地區起源說。而且，形形色色的挑戰和質疑，同樣也隨著考古技術的發展與人類化石的不斷出土而不斷發展。中國古人類學學者周國興就指出：“我國人類化石某些形態特征的相承性，也支持了多地區論。例如距今170萬年前的元謀人的上門齒舌面呈鏟形，這一特征在后繼的北京人、丁村人直至東亞地區現代人中均有體現……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術上承襲了祖先的技術，而看不見來自非洲的因素。這也是對多地區論的支持。”（周文斌：《古人類學家周國興評柳江人》，新語絲，2002年12月2日）最近，生物學權威雜志《分子生物學和進化》發表的美國芝加哥大學于寧等人的文章也說：他們“通過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的62個個體樣品，對人類X染色體中的10346個堿基對的非編碼區序列做了序列分析和物種系統發育研究，證明人口的擴張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亞洲和歐洲人種并非來自早先科學家們所認為的非洲某個小部落人群”（《科學時報》2002年12月2日）。

也就是說，人類起源的問題始終是個假說，從未形成過什么“國際學術界的共識”。正如中國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學家們所指出的：“人類起源與演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既有理論問題，也有化石證據不足的問題，光靠一兩個學科、一兩種方法是無法弄清的。任何時代取得的科研結論都只是相對真理而不是絕對真理。”（《我們是土著還是移民的后代》，《科學世界》2002年第11期）

方舟子卻斷言：“人類的故鄉在哪里？這是一個國際學術界早已解決的問題。”“非洲，特別是東非，是人類的故鄉，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共識。分子遺傳學的多項研究也與這種看法一致。”并認定中國古人類學家對于這一“共識”的質疑，不過是為了爭“面子”、過“嘴癮”。他還洋奴氣十足地揶揄道：“如果想要恢復中國作為人類故鄉的地位，就該老老實實地去尋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競爭的早期人科化石，盡管這樣的希望十分渺茫。”（方舟子：《人類的遠祖起源于中國嗎？》，載《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12日）言下之意，自然是訓誡中國的學者不必再去做這等為圖虛名而又勞而無功的蠢事。這不僅是對中國的古人類學界和古生物學界的誣蔑與否定；而且，也是對于達爾文的這一假說所有挑戰和質疑的全盤否定。因為，迄今為止，的確還未在非洲以外發現200萬年以上的人類化石。然而，正如人類迄今為止從未登上過火星，決不等于人類是否能登上火星的問題早已解決一樣；迄今尚未發現足以推翻這一假說的化石，也決不等于這一假說就是絕對真理。

更何況，對于假說的挑戰和質疑正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術界”都像方舟子似的，將達爾文的假說視為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又有多少人還會去致力于艱苦而又枯燥的考古發掘？如果中國的科學界也向方舟子似的，將所謂“國際學術界共識”視為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豈不永遠擺脫不了被奴役和被壓迫的學術殖民地命運？

要之，方舟子關于“人類的故鄉在哪里”的所謂“國際學術界共識”，只不過是具有暫時和表面多數的一種假說。隨著科學的發展，隨時都在被修正，隨時都可能被否定。而方舟子卻將它視為“國際學術界早已解決的問題”和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并用以蔑視中國的古人類學和古生物學界，充分暴露了他和他的追隨者們洋奴氣十足的絕對真理觀。

達爾文進化論

達爾文進化論同樣也是只具有相對真理性的假說，因此，自1859年他的《物種起源》問世以來便不斷地被修正。一百多年來，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先后出現了美國遺傳學家戈德斯米特的“大進化”觀、德國學者德沃夫的“新災變論”、日本科學家木村資生的“中性學說”、法國數學家托姆的“突變論”、美國科學家埃爾德雷奇和古爾德的“間斷平衡論”、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哈肯的“協同論”等等，他們從不同方面修正了達爾文“自然界沒有飛躍”的漸變說和“沒有任何激變曾使整個世界變成荒蕪”的漸滅說，否定了他的直線式進化是生物進化唯一模式的線性進化模式，提出了比生存競爭說更全面、更準確的協同進化和系統進化說，挑戰和質疑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說……這些修正至少可以說明兩點：

一， 達爾文進化論確實是假說。正如恩格斯所說：“科學史就是把這種謬論逐漸消除或更換為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謬的歷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4，P485）

二， 進化論學說早已超越了達爾文學說的范疇，成為整個科學界的一種綜合理論。其內涵也早已超出生物學或考古學的范疇，成為包含宇宙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生態學、物理學、化學、統計學、數學、哲學……幾乎所有學科的綜合學問。因此，進化論不但已不再是達爾文的專利，而且已然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學說，而是一個多元的、其說不一、爭執不休的、匯聚在“進化”大旗之下的“多兵種集團軍”。

也就是說，達爾文進化論早已不是一種具有統一答案的一元學說。所以，為方舟子所稱道的著名進化論者、古生物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散文作家杰·古爾德才說：“事實上，我比較懷疑一種誠實的探討會找到答案。我們可以明確地解決小問題……可以合理地處理中等程度的問題……大的問題則只能聽從自然的豐富多彩擺布——變化可能是定向的或無目的的，逐漸的或劇變的，選擇的或中性的。我為自然的多種多樣感到欣喜，把確切性的幻想留給政治家和說教者吧。”（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P304，北京：三聯書店，1997）

可見，僅僅入了生物化學的門檻便又退了出來的方舟子，及其連門檻的邊兒都沒摸著的追隨者們，充其量不過是些“政治家和說教者”，有什么資格以進化論的內行自居，“天縱神明”地剝奪其他學科的人的發言權？又憑什么捏造所謂的“國際學術界共識”，并將它當成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口含天憲地將他人的質疑和挑戰，統統說成是“偽科學”、“反科學”？

更何況，生物進化學說直接關系到人類的起源、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和未來的命運等終極關懷問題，正像法律和法規并非法律學家的專利，每一個公民都有權議論、質疑和挑戰它一樣，每一個關注人類命運、具有終極關懷意識的人都有資格去議論、質疑和挑戰進化論。是誰規定了只有生物化學家才有發言權？對于外行議論，可以解釋、教育或批駁，又憑什么以科學主子自居，將他們的議論統統視為“垃圾”，連損帶挖苦地封殺，動輒扣上“神創論”、“偽科學”、“反科學”、“反人類”一類的大帽子，企圖將他們一棍子打死？這種只有專家才有發言權的論調，與文革時期只有“紅五類”才許革命的血統論又有何區別？

事實上，隨著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科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現有進化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充分證明了1986年美國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進化論者——沃爾森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講話：更趨完善的生物進化論需要新一代的達爾文、辛普生、赫胥黎或“生物學方面的愛因斯坦”才能實現。（轉引自徐欽琦：《生物進化論如何走出困境？》，《化石》2000年第1期）從這個意義上說，方舟子們不正是打著捍衛達爾文進化論旗號反對進化論的進化嗎？

再說，任何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都是老老實實地研究和實干出來的，而不是“捍衛”出來的，你們掛著“專家”和“內行”的幌子，不老老實實地去搞科研，卻熱衷于“捍衛”，誰知道你們究竟捍衛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為了否定進化理論是假說，以基督教死敵自居，認為耶和華是“殺人魔王”，“基督教從立教時起，就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大毒瘤”的方舟子，竟然不惜自貶身價拉教皇作盟友，說什么：“連天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他也已承認‘進化論不僅僅是一個假說’。”（劉華杰：《網上再訪方舟子》，【新語絲電子文庫】2000年3月1日）如果他能拉上一位（哪怕僅僅是一位）權威學者或科學家，來支持他的“非假說”說，又何至于出此下策？

更有趣的是，《科學》2002年第6期上刊登的Rodger Doyle的文章《進化論的退卻》，說：2001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占全美人口整整45％的人贊同神創論觀點，進化論課程激起了人們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界的憂慮，而反進化論者則利用這點來宣揚神創論觀點，以致神創論者正在改變美國州立教育標準。言必稱美國的方舟子也明明知道：在20世紀初，美國就“成為了世界反進化論的中心”，“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國勢力龐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進化論的宣傳攻勢也相當成功，近十年來，調查表明，美國公眾接受進化論者從來就沒有達到一半”。（方舟子：《“起源之戰”沒有中立者》，《中華讀書報》，2002年2月14日）相形之下，歷來缺乏宗教意識，大約連進化論和神創論到底是個什么玩意兒都不甚了了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于進化論似乎根本構不成威脅，按說，捍衛進化論的當務之急應該在美國才是。然而，身居美國的方舟子卻偏偏要到中國來大張旗鼓地捍衛進化論，豈不是避實就虛、聲東擊西、小題大做、無的放矢？他的那些追隨者們，對于進化論和神創論的了解，大約也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高明不到哪里去，卻也捕風捉影地跟著鼓噪，豈不是盲從到家了？

探索與實證

方舟子曾說：“探索、懷疑、實證、理性，是科學精神不可分割的四個方面。孤立地強調某一方面，都是在為偽科學大開方便之門，或者有阻礙科學發展的危險。”（方舟子：《什么是科學精神？》，《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23日）暫且不論他的這一定義正確與否，假定它是對的。但我們也不能只“察其言”，還要“觀其行”。一觀，問題便來了。

例如，他在《植物真的具有感情嗎？》（《科學世界》，2002年第6期）中，開頭便說：“植物會有像人一樣的感情嗎？這本是一個傻問題。”然后，便把龐天舒女士和李Hong志放在一起進行批駁，并將美國的測謊儀專家巴克斯特揪出來示眾，指出他所宣布的新學科——“植物心理學”，及由此而引發的所謂“生物能量場”理論和“巴克斯特效應”等謬論，早在30年前就被康奈爾大學的霍洛威茲等3名生物學家的嚴格的科學實驗推翻了。最后宣布：“科學界對此已有定論。因此與李Hong志所宣稱的相反，并沒有科學家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感慨系之地說：“謬論有時候要比真理流傳得更久遠。”若僅僅就揭露“科學普及中混雜的謬誤”和“人與地球叢書”的商業炒作現象而言，這篇文章大抵還算不錯。那么，問題在哪里呢？至少有三：

一是定論不等于真理。即或是成為一個時代全體科學家共識的定論，也只是“比較不荒謬”的假說而非真理。例如“以太說”，最早是古希臘哲學家沒有經過任何“嚴格科學實驗”，全憑思辨所設想的一種彌漫在宇宙間的媒質。若按照方舟子及其主要追隨者趙南元教授的標準，自然是不可靠的“胡說”。然而，正是這樣一類的“胡說”推動了西方古典科學的發展。到了17世紀，笛卡爾為了解釋行星的繞日運動，再次提出“以太說”，認為宇宙空間并非真空，而是充滿了以太，整個太陽系處于以太陽為中心的以太大漩渦中，從而形成以太論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此后近一個世紀的期間內，一直是西方科學界的定論或共識。直到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斷定宇宙是與牛頓力學相適應的絕對真空，笛卡爾的“以太說”才作為一種“胡說”被拋棄，而“真空說”則取代“以太說”成為定論和共識。又過了不到一個世紀，隨著光的波動性、特別是電磁場的波動性的發現，新的“以太說”再次興起，認為以太是一種透明、無重量、無磨擦阻力、而且用化學或物理實驗都不能探測的東西，滲透于所有的物質和空間，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又否定了牛頓的絕對真空，形成以太論的第二次高潮。但1881年，專門為探測地球穿過以太的運動而設計的邁克耳孫－莫雷實驗，給這種“以太說”以致命一擊，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則又進一步完善了牛頓的絕對真空說，使第二次以太論再次淪為“胡說”。但愛因斯坦并未徹底拋棄以太論，而是在廣義相對論中重新將其引入，謂之“廣義相對論以太”，20世紀60年代各向同性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被某些學者看作是對愛因斯坦新以太說的印證，從而使“廣義相對論以太”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再次成為“國際科學界共識”?？墒牵瑦垡蛩固沟恼婵照摦吘箤儆诮浀湔婵照?，隨著量子力學和量子真空論登上物理學舞臺，越來越的科學家開始意識到：真空再也不空，其中充滿被稱之為零點振蕩的量子漲落和真空凝聚。從而也就意味著更新的或更高層次的以太論的涅槃，并且再次使牛頓的絕對真空成為“胡說”。

這樣的事例在科學史上比比皆是。

由此可見，確實如恩格斯所說：“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3，P561）

那么，方舟子輩憑什么將30年前建立在3名生物學家的所謂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真理，斷定“植物也有感情”的猜想或假說就一定是謬誤呢？一個多世紀之前，認為動物不會制造工具，只有人類才會制造工具的觀點，不也曾是那個時代包括馬克思都承認的定論和共識，現在呢？還能說“動物也會制造工具”的說法是謬論嗎？不過一個多世紀之前，誰會相信不但沒有任何“中樞神經系統”，而且也不具備任何感覺器官的細胞，其內部和細胞之間會有“通訊聯絡”？而現在的分子生物學已然發現從最微小的細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體，其基因中都隱含了預測密碼，那么，又怎見得一個世紀之后，科學家不會用更先進、更嚴格的科學實驗，證明沒有“中樞神經系統”的植物也會有感情呢？

二是方舟子所謂的“探索、懷疑、實證、理性”，只是12～13世紀才在歐洲興起的近現代科學的特征或特質，而非全人類共同的科學精神。全人類共同的科學精神應該是：連動物都具有的好奇心和在此基礎之上進化出來的、人類所特有的求知欲與想象力。上述最早的以太說，就是古希臘人強烈求知欲與想象力的產物，雖然沒有“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推動了哲學與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一切科學的發現或發明，無不都是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產物。所以，學貫古今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埃爾溫·薛定諤說：“好奇是激發劑。科學家的首要需求就是好奇?？茖W家必須具有好奇和渴望發現的能力。”（薛定諤：《自然與古希臘》，P53，上?？茖W技術出版社，2002）愛因斯坦則說：“想象比知識更重要。”

更確切地說，正是廣大無知無識的民眾，出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所提出的“傻問題”，推動了科學家的探索活動。如果將近現代科學比作一棵已有400多歲的大樹，那么，廣大民眾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傻問題”，便是它的根系，而且，最長的“根”或最大的“傻問題”：天是什么？至少已有二三百萬歲的高齡。

明乎此，便應該懂得：對于形形色色的“傻問題”只能引導而不能封殺，封殺它們就等于切斷了科學的根系，也就等于封殺科學。

事實上，形形色色神秘現象的“傻問題”——諸如植物具有感情嗎？血型與人的性格有沒有關系？是否存在飛碟？百慕大三角是怎么回事？……包含著大量有待探索的未知現象。而方舟子卻以“學術警察”自居，不是積極地加以引導，而是憑著他現有的那點有限的科學知識，打著科普的旗號，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否定，將有關神秘現象的議論統統說成是“偽科學的泛濫”，一味地揮動所謂的“奧卡姆剃刀”進行封殺。無論其主觀動機是什么，其客觀效果都是對科學發展的釜底抽薪。尤其是處于現代科學剛剛起步階段的中國的民眾與青少年，比起他們的那些只懂得修齊治平、一心以天下為己任而對其他事情不甚關心的祖先和前輩們，開始對這些歷來被視為怪力亂神的事物產生興趣，實在是中華民族的一大進步。當然需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地加以引導，但更需要保護，而絕不是方舟子式的蔑視、挖苦和封殺。

三是科學研究從來是全民的共同事業，而絕非是只有科學家才有資格進入的貴族俱樂部。因此，無論是科學家的專業探索，還是非本行的科學家的業余探索，抑或民間的外行的或盲目的探索，甚至是某些利欲熏心之徒急功近利的“探索”，全都應該視為科學探索的組成部分。當然需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卻萬萬不可因為“偽”或“粗”便將其統統扼殺。更不能用道德標準去加以否定。例如，15～16世紀始于西歐伊比利亞半島的“地理大發現”，其領導人——無論是麥哲倫、哥倫布還是達·伽馬、科爾特斯——都不是科學家，其成員，不過是一群由僧侶、商人、士兵、水手、無業游民、罪犯、個別的學者或研究者組成的烏合之眾；其性質是海外冒險和擴張；其主要動機或目的，是改變異端信仰、尋求貿易通道和尋求黃金；其道德準則，則是非我族類，格殺勿論……無論從哪個方面說，皆非科學探索。然而，卻大大地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作為西方文明的驕傲、基礎和核心的現代科學，也正是這一利欲熏心、狂暴兇殘的冒險和擴張活動的產物。

事實上，許多科學的發現或發明，不僅是源于廣大民眾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而且還常常源于許多異想天開的、形形色色的“偽科學”探索。例如飛機的發明，就起源于許許多多不具備任何科學知識，沒有經過“嚴格科學訓練”，以為綁上兩個人造的翅膀便可飛上天的“妄人”或“狂人”。或者說，正是那些因為無知才無畏的“妄人”或“狂人”的“偽科學”探索活動，沖破了或啟發了科學家們被形形色色的科學條條框框所框死的定向思維（例如，萊特兄弟發明的飛機已然上了天，竟還有物理學家公然宣稱載人飛行是違反物理學定律的），觸發了他們的創造靈感。用方舟子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有偏見的、非純客觀的研究過程未必不能得到客觀的結果，正如走了彎路未必不能達到目的地。”（方舟子：《慎勿亂說生物學——評陳蓉霞》,新語絲，2002年6月2日）

那么，又怎見得被方舟子輕蔑地稱之為“原是紐約市的警察”，在“一所野雞學校獲得‘補充醫學’（江湖醫術的代名詞）的‘科學博士’學位”的巴克斯特，所進行的“偽科學”探索，就不會觸發其他科學家的創造靈感，去進行有關“植物是否有感情”的科學探索？又根據什么武斷地說：“并沒有植物學家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呢？

若按方舟子的科學精神定義，他事實上也就是在用實證封殺探索。

總而言之

任何科學學說或理論都不過是一種假說，將所謂的“國際學術界的共識”視為不可逾越的絕對真理，顯然是違背科學發展規律的一種反科學思潮。看來，動輒判別人以“反科學”罪名的方舟子輩，恐怕才真正是洋奴氣十足、打著科學旗號反科學的江湖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