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方舟子現(xiàn)象的反思與斷想（四） 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

作者：野鶴
2002年12月29日初稿
2003年4月9日改定
(本文發(fā)表于《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6期) 

方舟子及其追隨者以科學主義斗士自命，到處宣揚一種非此即彼的科學觀和世界觀，一味強調(diào)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將實證視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方法，認為人文范疇的所有學科都是不可靠的胡說，甚至宣稱科學與宗教、科學與哲學、科學與人文勢同水火，沒有任何折中調(diào)和的余地，還動輒給人亂扣“非理性”、“神創(chuàng)論”、“反科學”、“反人類”的大帽子，一副唯我獨尊，目無余子，不可一世的架勢。那么，咱們就來看看他們宣揚的這些觀念究竟是些什么貨色吧。

神創(chuàng)論 

反神創(chuàng)論是方舟子輩的殺手锏，也是他們判斷是非、動輒加人以罪名的“真理”標準。似乎神創(chuàng)論＝反科學＝反人性＝反動派，因此，凡是與神創(chuàng)論沾點邊兒的理論與觀點，便一律打倒。其實，他們只看到和強調(diào)神創(chuàng)論與科學對立的一面，根本不懂得正像所有的對立皆是同一的一樣，神創(chuàng)論與自然生成論或宗教與科學也同樣具有同一性，即他們都是人類文化的產(chǎn)物，都是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都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和動力。也就是說，宗教與科學或神創(chuàng)論與自然生成論，正如人的雙腿一樣，既相反又相成，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對立斗爭，推動了人類的前進與發(fā)展。換言之，它們好似一對難兄難弟，誰也離不開誰，誰也戰(zhàn)勝不了誰，誰也消滅不了誰，別看打得不亦樂乎，卻還得在一個鍋里攪馬勺。

在哲學界，這本是最基本的辯證法常識。在科學界，也并非個個都是方舟子輩那樣的“哲學盲”或“辯證法盲”，至少大師級的科學家是普遍懂得的。例如，愛因斯坦就說過：“沒有宗教的科學是拐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科學與宗教》，《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人類有一切理由認為，崇高的道德標準和道德價值的宣揚者高于客觀真理的發(fā)現(xiàn)者。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這樣的人對人類的貢獻遠遠超過所有那些研究科學和構(gòu)造思想的人的成就。”（《愛因斯坦語錄》，P185，杭州出版社，2001）可見，他不但懂得科學與宗教是同一的，而且還給予宗教的歷史作用及其代表人物以極高的評價。斯蒂芬·霍金則說：“科學能夠預言，宇宙必須有一個開端，但是它不能夠預言宇宙應如何啟始的：正因為如此，人們必須求助于上帝。”（《霍金講演錄》，P66，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1995）他甚至不無困惑地一再慨嘆：“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過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么東西將生命之火賦予這些方程，使之產(chǎn)生一個受它們制約的宇宙呢？……為何宇宙必須存在？我對此沒有答案。”（同上，P72）“或者它需要一個造物主？若是這樣，它還有其他的宇宙效應嗎？又是誰創(chuàng)造了造物主？”（《時間簡史》，P156，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1996）霍金當然不是神創(chuàng)論者，卻似乎并未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我在《科學有禁區(qū)》一文中曾隨手舉過這樣一個例子：

1981年梵蒂岡召開宇宙會議，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內(nèi)的科學家受到教皇的召見，霍金說：“他告訴我們，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創(chuàng)生的時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務(wù)，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詢問那個時刻本身。”教皇竟然給科學家劃禁區(qū)，似乎是一件十分荒繆的事。

20年過去，為了突破這一禁令，宇宙學家們殫精竭慮，總算提出一個差強人意的“多宇宙”說，即我們的這個宇宙不過是許許多多個不同性質(zhì)的宇宙中的一個（它們大多是不可能產(chǎn)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們宇宙創(chuàng)生之前，已經(jīng)生生滅滅過無數(shù)個宇宙，其中也曾有過能夠產(chǎn)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們雖然滅絕了，卻留下了信息，我們的宇宙，正是根據(jù)這類信息創(chuàng)生的。這就意味著用信息將上帝排擠出宇宙創(chuàng)生說之外。然而，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將所有的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于其間那個“元宇宙”又是如何創(chuàng)生的？于是，被譽為我們時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學家之一的歐文·拉茲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認：“對這個問題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經(jīng)驗科學的范圍：它要等待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的直覺。”（〔美〕歐文·拉茲洛：《微漪之塘》，P19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也就是說，無論科學怎樣地進步，總會撞上早就以逸待勞地恭候在那里的教皇與上帝，他們只須用一個問題便可以將任何科學成果據(jù)為己有，那就是：你們所發(fā)現(xiàn)的那個信息又是誰創(chuàng)造出來的呢？

那么，你還相信科學能戰(zhàn)勝神創(chuàng)論嗎？

方舟子無法駁斥我的這一說法，便只好施展他慣用的詭辯術(shù)，說什么：“對這種既無法驗證又簡單淺薄的傻問題，科學是不屑提，當然也就不去回答的。”（方舟子：《“科學”與“禁區(qū)”的糊涂帳》，《科學時報》，2002.11.3）

傻問題？笑話！這不但不是什么傻問題，而且是人類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即“人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終極關(guān)懷問題，它不僅是科學、宗教和哲學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而且是人類全部智慧的精華和一切思維與探索活動的根本動力之所在。盡管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卻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過去如此，現(xiàn)在如此，將來亦如此。

宗教與科學或神創(chuàng)論與自然生成論的同一性也正在于此。

不妨再換個角度來看：面對我們的宇宙遲早會毀滅這一命題，許多科學家都在殫精竭慮地設(shè)想：如何根據(jù)物理定律用科學技術(shù)去控制和改造宇宙。如果，他們的設(shè)想真的實現(xiàn)了，那么，生活在未來的某個人工星系或星球上的人工智能生命，會相信他們是自然生成的嗎？如果他們將創(chuàng)造他們和他們那個世界的我們視之為神，并堅持他們和他們所生存的那個世界是神創(chuàng)的，又有什么不對嗎？反過來，我們和我們生存于斯的宇宙，又怎見得不是某種更高級的智能生命或神的創(chuàng)造物呢？問題不在于這個問題是否會有答案，而在于：正是這一終極問題，導致了科學與宗教關(guān)于是否存在造物主和造物主是什么的無休止的爭執(zhí)，并且，正是這一無休止的爭執(zhí)相反相成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

明乎此，還能將神創(chuàng)論視為科學的死敵嗎？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jīng)過中間環(huán)節(jié)而互相過渡……辯證法不知道什么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么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shù)牡胤匠姓J‘亦此亦彼！’,并且使對立互為中介。”（《自然辯證法·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P535，人民出版社，1971）

當然，這只是站在哲學和辯證法高度來說的，并不排斥日常和世俗生活中二者非此即彼的斗爭。也正如恩格斯所說：“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于自然觀的這一發(fā)展階段的思維方法。自然，對于日常應用，對于科學的小買賣，形而上學的范疇仍然是有效的。”（同上引，P535～536）

換言之，站在科學或科普的立場，與世俗的神創(chuàng)論劃清界限，展開斗爭是完全應該和必要的，但絕不能將神創(chuàng)論視為科學的死敵、判斷是否是真理的絕對標準和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殺手锏。

這也正是只會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的小買賣”的方舟子輩所無法理解，也永遠不會承認的。

基督教

反基督教，是方舟子的又一殺手锏和真理標準。從方舟子對于基督教的極端仇視和不遺余力地攻擊來看，他不但不懂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根本不懂基督教。別看他引經(jīng)據(jù)典，似乎言之鑿鑿，其實全都是斷章取義，吹毛求疵，糊弄和嚇唬大眾實用主義詭辯。

眾所周知，基督教和科學是西方世界的兩大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督教與科學一樣，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的一統(tǒng)天下，而是一個豐富多彩、并且能與時俱進的多元世界?；蛘哒f，基督教并非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一條容納百川的歷史長河，是非功過糾纏在一起，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而既不懂辯證法也不了解基督教歷史的方舟子，卻把它當作一個統(tǒng)一而又一成不變的事物來攻擊。例如，他從《圣經(jīng)》中所引來證明耶和華是“殺入魔王”的“慘無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詛咒的教義”，其實主要摘自《舊約圣經(jīng)》，而《舊約圣經(jīng)》則繼承自猶太教經(jīng)典。猶太民族曾在其始祖亞伯拉罕的領(lǐng)導下，以“暫居人”的身份生活在法老統(tǒng)治下的埃及，后來不堪壓迫，便在摩西的率領(lǐng)下逃出埃及，并在沙漠中到處游蕩了40多年。最后，終于征服了伽南在巴勒斯坦定居下來，逐步進入文明社會，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出現(xiàn)了所羅門王朝的黃金時代。所羅門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為二，形成猶太與以色列的南北對立和內(nèi)戰(zhàn)，從而又招來埃及、亞述、巴比倫的先后入侵，并最終被巴比倫王將耶路撒冷夷為平地，將全城人擄至巴比倫為奴。而后，又先后淪為波斯、希臘、馬其頓、羅馬的屬地，猶太人的國家建了亡，亡了建；猶太民族的圣地和象征耶路撒冷，同樣是毀了建，建了毀……致使猶太民族經(jīng)常處于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悲慘境地，正是在這種悲慘的歷史背景下，涌現(xiàn)出大批“先知”，他們打著耶和華的旗號，以先知、預言家或報喪人的身份，從各個角度抨擊時弊，抒發(fā)憤懣，描述希望，創(chuàng)建律法，喚起民眾，重樹社會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鼓吹彌賽亞降臨，領(lǐng)導猶太民族復國，毀滅邪惡、伸張正義。具有強烈的反民族壓迫和社會壓迫的傾向。

也就是說，猶太教經(jīng)典不僅是許多古代神話和傳說的匯集，還是猶太民族的艱難歷程、生存智慧、奮斗精神、斗爭策略與悲憤心態(tài)的匯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數(shù)千年的時間跨度內(nèi)、不同時期的著作或言論的匯集。它不像《可蘭經(jīng)》或或佛經(jīng)那樣，是建立在一位教主的思想言論基礎(chǔ)之上的宗教經(jīng)典，而是無數(shù)教主或先知的集體創(chuàng)作，與其將它視為一部經(jīng)書，莫如將它視為一部猶太民族的精神和歷史的啟示錄。

基督教和《舊約圣經(jīng)》正是這一歷史背景的產(chǎn)物?！杜f約圣經(jīng)》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卻充滿血腥氣味，看似慘無人道的律法和教義，也正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充滿悲憤之情和堅決抗爭之心的反映，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用來給基督教定性呢？這樣做，簡直就像有人指著方舟子兒時光著屁股淘氣的特寫鏡頭指證方舟子一貫品行不端一樣的荒唐。

更何況，打動并征服歐洲人的主要是《舊約圣經(jīng)》的修正本《新約圣經(jīng)》，而《新約圣經(jīng)》則是基督教從亞洲傳入歐洲的過程中，擺脫狹隘的民族局限性，放棄以暴易暴的傳統(tǒng)斗爭方式，力圖爭取和團結(jié)歐洲的被壓迫階層，以非暴力方式共同與羅馬統(tǒng)治者抗爭的產(chǎn)物。在這一轉(zhuǎn)變中起關(guān)鍵作用的使徒保羅，就明確宣稱：“人得救，并不是靠尊守《律法》，乃是信耶穌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這不僅說明《圣經(jīng)新約》與《舊約圣經(jīng)》的基調(diào)顯然不同（它雖然也常引舊約書的話，但正如《新約全書·目錄》(南京，1985)所說的那樣：不過是“或申明上文，或證實句中的本意，或彰顯古時的豫言已得應驗”而已）；而且也正是基督教與時俱進的絕好證明。怎能不作任何分析，斷章取義、吹毛求疵地從《圣經(jīng)》中摘出幾段話，就判基督教死刑呢？這難道就是方舟子“經(jīng)過嚴格訓練”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嗎？

當然，方舟子還可以歷數(shù)基督教在中世紀所犯下的種種令人發(fā)指的罪行，來證明他的“大毒瘤”說。那么，科學呢？兩次世界大戰(zhàn)及形形色色的殺人工具，不都是科學發(fā)明的產(chǎn)物嗎？以此來證明科學同樣是個“大毒瘤”不也說得通嗎？方舟子輩當然會反駁（并且早就反駁了）：那不過是政治和技術(shù)的罪過，“科學是認識自然的工具，卻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術(shù)的范疇，責任也應該由技術(shù)自己承擔”（方舟子：《也說“科學主義”》，《中華讀書報》，2000年 7月26日）。那么，這等推卸責任的詭辯是否同樣也可以適用于基督教呢？例如：宗教是傳播信仰的工具，不是控制、改造社會的工具，后者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范疇，責任也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不也言之成理嗎？事實上，基督教與科學一樣，都不存在絕對的自由，誰都無法避免被政治操縱的命運，對人類所犯下的罪行也都無不與政治有關(guān)。

不懂基督教的歷史，自然也就不知道以實證為主要特征的近現(xiàn)代科學，不僅產(chǎn)生于中世紀的修道院，而且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產(chǎn)物，正如唐逸先生所說：“希臘人相信理性是人類的尺度和真理的源泉，可以從理性原則推導出知識體系，沒有必要進行實驗的檢驗。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真理的源泉，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類去管理世界，而世界有著內(nèi)在的理性規(guī)律，需要一點一滴地認識和驗證。所以基督教文化更適于產(chǎn)生實驗科學。”（沉睡：《后現(xiàn)代與上帝已死——唐逸先生訪談錄》，《東方文化》，2001年第2期）。

基督教與科學的這種辯證同一的關(guān)系，自然是只知道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的方舟子，所不愿承認和無法理解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將占了世界人口近1／4（據(jù)198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統(tǒng)計），極其復雜而又豐富多彩的基督教世界，看成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一統(tǒng)天下，既不承認基督教內(nèi)部進步與保守、理性與非理性的斗爭，又不承認基督教與時俱進的變化和進步，無視基督教（特別是其上層）對于科學發(fā)展的重視與關(guān)注，全然否定基督教與科學相反相成的互動關(guān)系。

可見，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對于基督教的否定，與“文革”時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水平并無二致。他們不僅僅是無知，還利令智昏地充滿偏見。而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

盡管，古今中外的造反派或小販也有三六九等，剝開來看，卻原都是一副德性。即或混上個洋博士什么的，終歸還是要原形畢露的。

實證主義

實證主義，是方舟子輩又一殺手锏和真理標準。按照他們的邏輯，實證＝科學＝真理，不能實證＝偽科學＝胡說。因此，“不許胡說”，便成為亦步亦趨地跟在方舟子屁股后邊狐假虎威的趙南元教授的一句“名言”，在他那里，這一邏輯更加簡化了，干脆成了實證即真理，其他皆胡說。自詡“科學、人文兩棲”的方舟子，自然比趙教授要高明些，不但不像趙教授那樣到處授人以柄，而且還會篡改愛因斯坦的語錄，說什么“沒有人文的科學是跛腳的，沒有科學的人文是盲目的”，表現(xiàn)出一副十分“辯證”的樣子?？墒?，如果我們按照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上是怎樣一個人。”（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579，人民出版社，1972）便不難透過他的那些雄辯看出他的原形。

例如，方舟子在駁斥盧風教授時斷言：“今天如果有哲學界再對生物學家指手劃腳，已無市場。”并將中國的哲學家說成是“什么問題都敢扯，什么話都敢掰，靠三寸不爛之舌，蒙倒一個算一個”的江湖騙子，說中國的哲學是“能對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抹一把”的“萬金油”。（方舟子：《哲學家也不能胡說科學》，新語絲2002.11.14）無論從文章的標題或內(nèi)容看，都是將中國的哲學視為胡說，將中國的哲學家視為江湖騙子。在《科學是什么？》一文中，他又斷言：“要把我們的祖宗在人類的蒙昧時代所冥想出來的一套哲學加一件科學的保護套，也不用花費太多的苦心，畢竟，已有不少中國的科學官僚在為它們撐腰。”（方舟子：《科學是什么？》，【新語絲電子文庫】，1995.5.16）瞧，連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竟也全都成了胡說。何以然？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哲學家無論古今皆不懂科學，不像方舟子在國外見過的一些哲學家、倫理學家那樣“或者本來就是搞生物醫(yī)學出身，或者認真學習過基因工程”。一句話，不是生物學家或科學家，便沒有發(fā)言權(quán)，一發(fā)言便是必定胡說。

不錯，“沒有調(diào)查研究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然而，由于哲學與科學的使命不同，所以哲學家的調(diào)查研究也就與科學家有所不同。如果說科學的使命主要是通過經(jīng)驗與知識的積累，去認識和改造世界；那么，哲學的使命則是通過理論和智慧的升華，來把握事物間的關(guān)系和對它們的價值作出判斷。或者說，科學所提供的是實際應用的技術(shù)和知識，而哲學所提供的則是價值判斷的能力和智慧。因此，科學家的調(diào)查研究，往往就是將生動活潑的世界當作尸體去加以解剖和研究；而哲學家的調(diào)查研究則是將一切事物聯(lián)系起來，作為一個鮮活的整體進行類比和判斷。形象地說，哲學家的“調(diào)查研究”就是“貨比三家”，就像食客無需精通烹飪學、營養(yǎng)學、經(jīng)濟學、美學……便可以根據(jù)“貨比三家”的原則對各類飯館的優(yōu)劣、品位、特色、價位……作出正確判斷一樣。更確切地說，哲學的方法是與科學的分析、實證方法相對應的一種綜合、推理方法，所以，哲學家無需（也不可能）成為所有學科的內(nèi)行之后才具有發(fā)言權(quán)。方舟子輩不懂得科學與哲學的使命的不同，分不清經(jīng)驗知識與理論智慧的區(qū)別，將實證等同真理，并據(jù)此對于哲學和哲學家進行蔑視、斥責和嘲諷，恰恰暴露了他們對于哲學的十足無知。這才真真是無知者無畏。

古爾德在《自達爾文以來——自然沉思錄》的后記中說：“達爾文的觀點是多元論的和廣容性的——這是面對復雜世界唯一合理的態(tài)度。他當然承認自然選擇的絕對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并不否認其他因素的影響（羅馬尼斯）。”（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P299～300，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古爾德和達爾文一樣都是深諳辯證法的大師，從來沒有將進化論或自然選擇理論視為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方舟子大約不會沒有讀過此書的后記，十有八九是根本沒有讀懂，所以才在實證主義觀念的支配下，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理論當成絕對真理來加以捍衛(wèi)，非此即彼地將它們作為劃分科學與偽科學、真理與謬論的界限，甚至黨同伐異地將它們用作置人于死地的殺手锏。

可見，自稱是生物化學家和進化論專家的方舟子，所懂得的也只不過是生物化學和進化論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精華和靈魂。不過是只會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的科學小販耳。

小 結(jié)

方舟子總是以和科學家自居，其實根本不配。就像一個剛剛?cè)胛榉胚^幾次槍便退伍的人，根本不配稱戰(zhàn)士一樣。也正因為他對真正的科學生涯缺乏深切的體會，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學和科學家，充其量，他也只是個“半瓶子醋”的三流專家而已，居然還要張牙舞爪地到處招搖，活脫一副淺薄張狂的市井小販相。之所以囂張一時，無非是時勢造英雄，加之痞子氣十足地販了些洋貨，迎合了某些小市民迷信權(quán)威和崇洋媚外的心理罷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要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于自然觀的這一發(fā)展階段的思維方法。”不懂得辯證法，知識再多，再善辯，也只能是個做點“科學小買賣”的小販?？赡魏危?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