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

作者：野鶴
2002年12月10日 
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3期 

要解剖方舟子現象，自然不得不從方舟子談起。

方舟子確實在學術范疇打了一些假，也確實稱得上是英雄，有“新語絲”網上的“立此存照”和他的《潰瘍——直面中國的學術腐敗》等書為證，白紙黑字，是誰也無法抹殺的。但是，卻需要對這些事實加以分析，不僅要去偽存真，而且還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偽存真需要核對事實，非我所能及。我只能進行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　有恃無恐的打假英雄

如果將文革時期的那些所謂革命造反派的行為，也視為一種對于“假革命”、“偽革命”的“革命打假”活動，他們似乎也同樣稱得起那個時代的“革命打假英雄”。當然，只能是按照那個時代革命主旋律的邏輯和標準。現在，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時代變了，主旋律也就從“抓革命，促生產”、“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變成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其邏輯和標準自然也就跟著變，革命的打假活動，也就轉化為科學的打假活動，革命打假英雄理所當然地也就化為科學打假英雄。這叫做時勢造英雄。

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脫穎而出成為英雄，雖非易事卻也似乎并不太難，例如舍身去救落水兒童、孤身與匪徒搏斗、數十年如一日地舍己為公或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但要成為打假英雄，可就難多了。因為，前者主要是舍己，只要豁得出去，便十有八九會眾口交贊；后者卻主要是傷人，打得越多，傷人越眾，被打者的社會地位越高，打假者的政治風險便越大，鬧不好就會身敗名裂，落得個眾口鑠金的下場。所以，要想成為打假英雄，單是豁得出去還不夠，必須有過硬的政治背景或靠山，先有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例如，古代的官員要想在官場懲貪（官）打假（忠臣），必須有皇帝的默許，獲得御賜的一個專用奏章匣子（匣子雖不上鎖，卻除了皇上誰也不敢私自打開），有了直接向皇上匯報請示的特權，才敢放手去干。文革時期，之所以“遍地英雄下夕煙”，也并非是由于大家都突然拋棄了“不為最先”、“出頭的椽子先爛”一類的祖訓，全都豁了出去，而是因為有毛澤東號召和中央文革小組指揮，等于是奉旨造反的緣故。

同樣，方舟子之所以“敢把皇帝拉下馬”，也并非他的骨頭比我們13億同胞都更硬，而是由于他定居加利弗尼亞，背靠當今科技第一強國，有了立于不敗之地保證，你能奈他何？所以，擁有13億人口、人才濟濟的中國，只能是“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因此，盡管方舟子的英雄事跡叩人心弦，卻注定后繼乏人，就連他的追隨者們，也大抵只是托庇于新語絲，跟著鼓噪，鮮有敢于挺身而出傳其薪火者。俗話說：“就算渾身是鐵，又能打多少釘？”那么，這等孤膽英雄，除了名揚天下，又能奈中國的腐敗何？

二　學術打假的實質

方舟子在名義上是在進行學術打假。但是，眾所周知，中國是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傳統的國家，學術腐敗從來是政治腐敗的副產品，所以，方舟子的所謂學術打假，歸根結底也就是政治反腐，其矛頭之所向，最終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一點，方舟子是清醒而又自覺的。例如，江曉原教授在為方舟子的《潰瘍——直面中國的學術腐敗》一書所寫的序中，將他稱為“少俠”，方舟子也當仁不讓地以俠客自居，認為“這段描寫不錯，有聲有色，這個稱呼也比較對我口味”，并且謙虛地說：“現在的中國學術界體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還是需要俠客的。等到體制健全了，俠客也就該退隱江湖了。”（方舟子《以“科學”和“愛國”的名義——學術腐敗在中國》，【新語絲電子文庫】，2001.11.19）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夸耀了“美國已有程序化的正規渠道來處理學術腐敗問題”之后，卻又斷言：“中國官場已這么腐敗，再建一個官僚機構，也難免不腐敗，不僅起不到打擊學術腐敗的作用，說不定還被用來保護學術腐敗”，“看到了中國學術界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絕望呢？我從來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絕望”。在另一篇文章中則說：“中國社會科學早就爛透了，管又有什么用？”（方舟子：《現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難當》，【新語絲電子文庫】，2002.1.17）

更有甚者，在“9.11”事件發生后，他竟斷言：“中國人百分之八十為發生在美國的恐怖主義行動叫好”（方舟子：《多少中國人在幸災樂禍？》，【新語絲電子文庫】，2001.9.14），宣稱：“如果說恐怖主義襲擊可以動搖美國的大廈卻不能動搖美國的根基的話，對恐怖襲擊的歡呼卻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已腐爛到了何等程度。”（方舟子：《比世界貿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語絲電子文庫】，9.12）中國歷來以道德立國著稱于世，現在連道德根基都腐爛透了，豈不腐敗到了不可救藥個地步？那口吻，比當年的造反派僅僅宣布中國的黨政機構統統爛透了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僅如此，他還倡議建一個民間的“科學道德全國委員會”，來取代或監督腐敗的官場。甚至還“在國內與幾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不難想像：這個“全國委員會”一旦成立，就必定是或不可能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其斗爭范圍或打擊面也絕不可能限于學術范疇。而且，按照方舟子的狂妄性格與斗爭資歷，即或不出任主席，至少也鐵定是主席團成員。這顯然超出了學術或俠客的范疇，其“武林霸主”政治抱負與權力欲也就躍然紙上。可見，他的所謂學術打假活動的實質，歸根結底也就是權勢二字，與當年的造反派先打倒、后取代的行為又是何其相似乃爾！大有“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味道。

事實上，他所采取的打假方式，大抵也與文革造反派同出一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大民主，只不過將那一套搬到網上，將舞臺擴展到了國外。甚至連辯論的手段與口吻——諸如口含天憲，武斷專橫，上綱上線、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全盤否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等等，也皆與當年的造反派肖似（在下面還要具體分析）。

什么叫做沉渣泛起？這就是。

但在這沉渣的背后，還有更深刻的文化淵源，那就是早已成為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根深蒂固的權勢情結，即我們通常所謂的“以天下為己任”、“治國平天下”、“學而優則仕”、“替天行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諸如此類的格言所濃縮的那種權勢觀。難怪一位西方傳教士感慨系之地說：“中國人人都是政治家。”若用我下放農村時所遇見的一位年輕的民間“斯賓諾莎”的話說，就是：“俺們村呀，就是一個木頭撅子，只要給他扣上頂干部帽，也得發瘋。”也就是說，中國人對于權勢有一種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嗜好，無論是干什么的，也無論社會地位的高低或文化程度的深淺，只要有條件和機會，便要過一把權勢癮。而“受招安”也無非就是“優則仕”的變種，同歸“權勢欲”的殊途罷了。

這是中國的“家國同構”文化傳統所決定的，并且早已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或集體無意識。所以，無論方舟子的觀念多么西化或美利堅化，骨子里畢竟還是個中國人，不過是個假洋鬼子耳。

三　反腐的標準

所謂打假，歸根結底是制止腐敗。所以，與其說方舟子是位學術打假英雄，莫如說是位反腐英雄。

何謂腐敗？歸根結底乃是一種文明病，一種文明社會才有的巧取豪奪的痼疾，一種中外古今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皆概莫能外的社會癌癥。迄今為止，除了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理想社會，一切文明社會中，找不出一個能夠治愈這個頑疾的先例。所以，如果有一位美國的什么“圓大副”，也像方舟子似的定居深圳，專門從事反對美國腐敗的“學術打假”活動，其成果與名頭也肯定不會讓方舟子專美于前。

就拿癌癥來說吧，據《自然》雜志在線新聞報道，一項新的研究表明，相同的蛋白質控制著干細胞和癌癥細胞的增生。也就是說，癌癥乃是由于蛋白質的控制出了問題，致使癌細胞大量增生的結果。由此可見，癌變細胞也就是或可能是人皆有之的，只有當癌變細胞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是癌癥。而且，患了癌癥也并非沒有痊愈——即將癌變細胞重新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內——的可能，只有當細胞癌變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時，才意味著死亡。

從哲學的角度說，癌變細胞的泛濫主要是內因造成的，同樣，癌癥的治愈也主要靠內因。內因的作用如果小于或低于一定限度，再好的外部治療也無濟于事。反之，內因的作用在一定限度之上，再加上外因的作用，使內因作用不斷增強，抑制住癌變細胞的泛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敗亦然。即腐敗是文明社會的普遍現象，只有腐敗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稱之為腐敗的社會，只有當社會自身已然無力遏制腐敗的泛濫之時才會崩潰。所不同的是，人死便不能復生，而社會則可以通過改朝換代，從頭再來一遍——從一定意義上說，無非也就是從攜帶“腐敗細胞”開始，直到再次改朝換代。有的朝代抑制腐敗的內因作用較強，存在的時間就相對長久，有的則相對短暫。只有連改朝換代也遏制不了腐敗之時，這個文明才到了壽終正寢之日。

明乎此，便有了一個腐敗標準或程度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現在的中國究竟腐敗到了什么程度？內因作用或自療機制究竟在一定限度之下還是之上？已然達到崩潰的邊緣還是正在向內因作用不斷增強方向發展？這是任何一個正直、善良、嚴肅、負責的中國人，特別是致力于反腐倡廉事業的人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就像大夫治病，必須先望聞問切，對病情作出正確判斷，然后才能對癥下藥。只有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的造反派英雄，才會無視或回避這一望聞問切的前提，甚至故意聳人聽聞，制造混亂。

那么方舟子現象屬于前者乎？抑或后者？用哈姆萊特的那句名言來說：“這是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的最后解答者也正是他們自己。

四　歷史的教訓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反腐最激烈的大約就是貧民出身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一登上皇位便告諭群臣說：他對貪官污吏“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貪官污吏蠹害百姓的，絕不寬恕”。洪武四年十一月立法，下決心肅清貪污。洪武二十五年又頒布《醒貪簡要錄》，規定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不但要砍頭，還要剝皮楦草——活生生地將他的皮完整地剝下來，塞以稻草——立在衙門公座旁示眾。以致從明朝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殺的人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任滿”……正如吳晗先生所說：“洪武一朝……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斗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結果又如何呢？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欲除貪官污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后貪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以上引文均引自吳晗《朱元璋傳》，P196，北京，三聯書店，1965）即或如此，也依然沒有改變隨殺隨犯的現實。朱元璋一死，不但他的激烈反貪政策也跟著壽終正寢，而且貪污腐化、驕奢淫逸幾乎成了明朝終其一代的主旋律。

其次大約就數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了，他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絕不在朱元璋之下，為了懲貪反腐，純潔革命隊伍，開國之初，便殺了劉青山、張子善。晚年，為了防修反修，他不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發動全黨全國的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幾乎所有的“當權派”，統統拉下馬來進行審查、甄別，并試圖在斗爭中發現和提拔新生力量，重建新型的政治體制和干部隊伍。這想法不錯，卻依然是以失敗告終——先是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倒，后來又不論真偽優劣一律復職。在這里，且不去關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動機、失敗原因或功過得失，單就反腐這一點而言，最大的歷史教訓是什么呢？恰恰是腐化大普及！一位西方學者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千百年來廣大人民對于父母官的迷信，樹立了廣泛的民主意識。我認為純粹是皮相之見。早在兩千年前，陳勝吳廣起義時，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漢代就有了相傳為唐堯時期作品的《擊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屈死不告狀，餓死不做賊”，“一世做官，九世變牛”……一類的民諺也流傳了上千年，中國百姓對于當官的要么趨炎附勢，要么敬而遠之，哪里存在什么迷信？十年浩劫所真正打破的其實是對于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理想與信仰。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一旦喪失了理想和信仰，也就喪失了理性和自律，形成“天下烏鴉一般黑”，“洪洞縣里沒好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一類的破罐子破摔心態。于是乎，便形成了今天的腐敗大普及或腐敗習俗化。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引出這樣一條歷史教訓：腐敗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根源，單是靠揭露和懲治是不夠的，一味地揭露和懲治，就像單憑開刀不但治不好癌癥，反而可能刺激癌細胞的擴散一樣，往往會導致民心渙散和道德失衡——既然“中國官場已這么腐敗”，咱們還清高個什么勁兒呢？從而適得其反地助長腐敗的普及化和習俗化。

換言之，揭露和懲治只是治標，必須與治本相結合，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一味地治標，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那么，以方舟子先生為代表的反腐英雄們，如果是真心實意地為了振興中華，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式地趁火打劫，是否也可以借鑒一下諸如此類的歷史教訓呢？尤其是對于明史情有獨鐘而且是在“文革”后才出國的方舟子先生。

五 反腐與國情

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老專家曾對我說：好多病是治出來的。例如，按照西醫的理論，胃全切除的標準可以接近90%。但中國醫生發現，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術后的死亡率很高，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結構不同。西方人以肉類和乳制品為主，胃消化功能強，留下一點胃就能生存；中國人以五谷雜糧和蔬菜為主，吸收營養能力差，就需要留更多的胃才能活下來。而且，中國人生活節奏慢，不著急，愿意養，也有條件養，所以我們以后對于胃病主要采取保守療法，實在必需切除時，一般也只切除50%左右。

可見，文化不同，科學的標準也就會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也絕不能照搬。

腐敗不僅是政治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便具有不同的腐敗主因與次因，腐敗的標準也就相應地有所不同。例如，中國文化傳統有個重要的內涵就是官本位，因此各個方面的腐敗便都必然與官僚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像西方那樣，各界皆有一定的自主權，如最近發生的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超導論文造假事件，就與官場沒有什么關系，大抵也是由貝爾實驗室自己進行調查和處理的。而中國的所謂學術腐敗，則不僅是政治腐敗的產物，而且還是文化傳統——即形形色色的長官意志、官僚作風——的產物。這就意味著：必須嚴格區分政治腐敗與官僚主義的界限，切不可將官僚作風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傳統，也當成政治腐敗。因為，政治腐敗可以整治，而文化傳統則有如一個人的個性或中國人的黃皮膚、黑頭發一樣，乃是民族的特性或根性，無法整治，只能一點一滴地改良。又如，毛澤東時代的腐敗主要是權力上的腐敗，而今天的腐敗則主要是權錢交易的腐敗。也就是說，腐敗因文化和時代而有所不同，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癥下藥。

言必稱美國的方舟子先生及其追隨者，無視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國情，一味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當然會得出中國的學界、官場乃至“道德根基”皆已腐敗的結論。若讓他們來當政，他們就必定會毫不猶豫地動大手術，將中國的“胃”切除90％以上，中國不亡才怪。

更何況，西方社會在資本積累的初期，同樣是腐敗成風（這是但凡知道一點歐美近代史或近代文學的人都了然的），而且到處掠奪和殖民，燒殺搶掠無所不用其極。用英國非洲史學家巴茲爾·戴維遜的話來說，“搶劫是這樣的公開和普遍，似乎并不因此玷污人的品德，也沒有人把這樣的行為當作錯誤”，“當他們變得比較富有的時候，歐洲人就以為他們向來就具有一種高于印度或非洲的文明。他們忘記了過去。而他們過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巴茲爾·戴維遜《古老非洲的再發現》，P289－290，北京，三聯書店，1973）。

西方人健忘是他們的事，我們不便干涉（更何況還有一批戴維遜先生這樣并未健忘的文化精英），但畢竟還是炎黃子孫的方舟子及其追隨者，總不該健忘吧。不過一個世紀之前，“當天津被八國聯軍攻占之后，一封告訴上海報紙此條消息的電報描述了北方事態的慘狀：天津6月15日電——大街上幾千具尸體在炎炎烈日下腐爛，城市的大部分還在燃燒……接到這封電報后，當成千上萬的腐尸還在眼前晃動，英國人及在其領導下的上海工部局便決定，打著五彩繽紛的旗幟騎自行車舉行火炬游行，以表達對北京事件的慶賀”（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P223，海南出版社，1996）。現在你們竟然用那些強盜們的后裔建立在掠奪和殖民基礎之上的文明標準，來稱量多災多難、剛剛起步的中國，并且將中國描述得如此不堪，且不論良心或良知的有無，起碼是太不公平了吧？

中國學者曹錦清說：“工業發展需要積累資本，問誰要？西方國家好解決，向海外貿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們只能向占人口多數的、最貧困的農民要。”（曹錦清《“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東方》，2002年第8期）補充一點，就是還得向“拉動內需”要。腦白金、核酸營養品一類的保健品雖然與廣告宣傳不符，的確是商業炒作。但畢竟不是毒藥、害藥，還多少有些諸如安眠或心理安慰之類的保健效果，其社會危害，并不比那些昂貴而且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特效西藥更大，卻有利于拉動內需，積累資本，緩解下崗職工的失業壓力……總的來說，恐怕還是利大于弊。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卻要擺出一副道德家和衛道士的面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就像衛生主義者要用手術室的滅菌標準來規范國民的衛生，并且將所有的不衛生現象統統視為“腐敗”似的，要求中國的商界或政界純潔清明如嬰兒一般，否則就是腐敗。且不論是何居心，古今中外又有哪個國家或社會能夠符合這等高標準？美國能嗎？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們自己能嗎？

六 總而言之

方舟子及其追隨者的打假或反腐，如果確是為了振興中華，那么就應該像大夫一樣，首先對病癥和病人作出正確判斷——是一般的傷風感冒？是疑難重癥？還是不治之癥？病人的體質和心理狀況如何？有無其他病史？是遺傳還是傳染？家庭條件和環境如何？……然后再對癥下藥——是采取保守療法并向病人推薦其他病人痊愈的經驗教訓？是動大手術？還是讓家人準備后事？然而，從方舟子及其追隨者的架勢和口吻來看，不知怎么的，總給我以要大家“準備后事”的感覺，不知是我神經過敏？還是情況真是嚴重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抑或是造反派陰魂不散、權勢情結沉渣泛起所制造的喧囂？
望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們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