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三）為辯而辯的偏執狂
作者：野鶴
2002年12月21日初稿
2003年2月22日改定
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5期
若孤立地看方舟子的某篇或某些篇文章，你會覺得他的確言之鑿鑿，而且知識淵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但是，如果將他的另一篇或數篇同樣是言之鑿鑿，而且知識淵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的文章，兩相對照，便會產生困惑——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場？到底想堅持什么觀點？就好像是你說烏鴉是黑的，他就引經據典地說烏鴉是白的；若另一個人說烏鴉是白的，他立即又引經據典地說烏鴉是黑的。使我想起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目的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當然，其最終的目的恐怕還是有的，大約就是成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霸主——辯倒所有對手的“真理化身”。難怪他傲氣十足地對采訪者宣稱：“要讓我承認失敗或犯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對于這樣一位為喪失理性、為辯而辯的偏執狂狂，你能奈他何？
不計目的的辯論狂
9.11事件發生前，方舟子曾在網上義正辭嚴地批駁《華夏文摘》的反愛國主義宣傳，他在文章中說：
我們牢記百年前、幾十年前中華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響至今的后果，是為了奮發圖強，而不是“把一切責任賴到別人頭上”，當然，別人的責任也不能一筆勾銷。
“真正學會平等待人”，“物我兩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之類的高調，是否該唱，要看是對誰、在什么時候說的。
“愛國”是一種愛情，愛情這玩藝，很難做理性分析，不好多問個為什么……只要想想印第安人當年以雞蛋擊石頭的抗擊殖民者的悲壯史，看看至今印第安人雖已無力回天而仍然不忘幾百年前的屈辱，把美國法定的“哥倫布紀念日”視為屈辱日，中國人牢記百年前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愛國是人之常情，也是現實的需要。既然世界還未大同，國與國之間還存在競爭和對抗，那么，熱愛自己的祖國，就像在私有制社會愛護自己的財產一樣，天經地義，對于受壓迫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新語絲電子文庫】1999.7.17）
確實鞭辟入里，令人感佩。其愛國激情與愛國之道也表達得淋漓盡致。可是，9.11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他的愛國激情與愛國之道似乎突然就轉了180°，竟然在網上斥責中國人“幸災樂禍”，說“中國社會彌漫這一股反美情緒”，并義正辭嚴地感慨道：如果說恐怖主義襲擊可以動搖美國的大廈卻不能動搖美國的根基的話，對恐怖襲擊的歡呼卻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已腐爛到了何等程度。想到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觀念、不知人道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會對中國的命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的年輕知識分子，就讓人不寒而栗。（方舟子：《比世界貿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語絲電子文庫】，2001.9.12）兩天后，他又在網上貼出《多少中國人在幸災樂禍？》，斷言：“中國人百分之八十為發生在美國的恐怖主義行動叫好”，其根據是：125861位網民的投票。且不論大抵屬于小知識分子階層的125861個網民是否能代表13億中國人；用不到萬分之一的“隨機統計”來“實證”全體中國人，是否符合他一貫宣揚的“科學精神”或“科學理性”？就算是，不也正是“我們牢記百年前、幾十年前中華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響至今的后果，是為了奮發圖強”的表現么？怎么才過了兩年，就忘記了自己所說的：“愛國是人之常情，也是現實的需要……對于受壓迫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愛國’是一種愛情，愛情這玩藝，很難做理性分析，不好多問個為什么”一類的話，也唱起了像《華夏文摘》那樣的“反愛國主義”的“高調”了呢？當然，人的觀點是可以改變的，更何況他這回所談的主要不是“愛國”而是“人文主義原則”，因此，同一天，他又在網上發表了《一點聲明：我的人文主義原則》，對他收到的“許許多多忠告、警告、謾罵、抗議、威脅信”及“反駁文章”，表示不屑與拒絕，大義凜然地宣布：“雖萬千人吾往矣”，顯示其捍衛“人文主義原則”的堅定立場和浩然之氣。那么，他所謂的“人文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據他自己說：“按西方的本來定義，是‘一種倫理理論和實踐，強調理性，科學探索和在自然界中人類的滿足，通常拒絕信神的重要性。’簡單地說，人文精神就是科學探索精神、理性精神、世俗精神和反宗教精神。”（方舟子：《對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語絲電子文庫】，1999.12.7）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所謂的“人文主義”的實質，無非就是他整天掛在嘴邊的“科學理性”。卻似乎與9.11事件及他所謂的“幸災樂禍”皆拉不上什么關系，不知他何以不去悲壯地堅持大家都明白的“人道主義原則”，偏要來宣布這等不搭界的“人文主義原則”？或許是氣糊涂了吧？卻又偏偏“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地不許別人也“糊涂”一把。三天后，竟又在網上不分青紅皂白地大批特批同樣是在堅持“人文主義”原則的余杰。余杰在其《喪鐘為你而鳴》中，痛心疾首地將所有“幸災樂禍”的中國人稱之為“喪心病狂的‘看客’”、說他們的“幸災樂禍”是“一個怯懦民族僅存的勇敢”、“是一個自私民族表達‘愛國熱情’的唯一形式”……其“人文主義”原則的堅定與激烈，簡直比方舟子還方舟子。只不過是由于用了“神”和“撒旦”這兩個詞兒，又在結尾處引了《圣經》中的一句話，便觸犯了方舟子的反基督教情結，居然令他火冒三丈地將自己剛剛宣布的那個充滿浩然正氣的“原則”置之腦后，不惜同室操戈引經據典地對余杰嚴加痛斥。（參見方舟子：《失語之后切莫胡言亂語》及其附件《喪鐘為你而鳴》，【新語絲電子文庫】，2001.9.17））這回倒是有那么點“科學理性”的味道了，卻似乎又忘記了他那剛剛暴露的“反愛國主義”的原則和立場。方舟子用來痛斥余杰的“經典”就是：賣弄他的歷史知識——說1099年，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后，是如何燒殺掠奪，血洗全城，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宗慘案；1187年阿拉伯人奪回耶路撒冷后，對于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以德報怨；而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不領情，還是一次又一次地發動血洗穆斯林的十字軍東征……云云。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博學多才和反對割斷歷史的唯物史觀。只可惜他偏偏又一次忘記了三天前自己對于喬新生教授的批駁。喬新生教授在2001年9月14日的人民網上的文章《其實，這是一場早已開始的美國人的戰爭》，也是從歷史的角度指出：恐怖分子針對美國的這場戰爭，歸根結底是美國到處推行霸權主義、訓練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打擊異己和到處推行好萊塢的暴力恐怖電影的產物。無非是總結歷史教訓，倡導民族和文化沖突中的理性原則，告誡美國政府不要感情沖動，應該正視9.11事件的歷史因果關系。在反對割斷歷史，堅持唯物史觀這一點上，與方舟子對于余杰的“告誡”可謂異曲同工，只不過矛頭之所向是山姆大叔而非恐怖分子和“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這自然又忤逆了自稱“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感情沖動”的方舟子。于是，為了迎頭痛擊這種公然的“忤逆”，方舟子竟又不惜割斷歷史，將歷史唯物主義和對于阿拉伯人的贊美之情棄若敝屣，就事論事地將喬教授的文章稱之為“為恐怖主義開脫責任”，說喬教授“應該去擔任恐怖主義的大律師”……甚至還宣稱：“幸災樂禍者即使有中國人的血緣，也不是中國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與哪里還有半點“人文主義”的味道？更遑論什么“原則”了。且不論方舟子的這種文化或學術上的霸權主義作風，與美利堅的霸權主義究竟有無聯系或有多少聯系？也不論方舟子這種如喪考妣的“反愛國主義”激情，究竟存在什么背景？單是從他上述的一系列口含天憲、翻云覆雨、喪失理性，逮誰咬誰的表演來看，起碼可以斷定：他的辯才已經偏執到了不計目的為辯而辯的辯論狂地步。運用自如的詭辯術方舟子確實聰明過人，機敏善辯，并且已然形成一套運用自如的詭辯術。常常令人火冒三丈，卻又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不過只要拆穿了，似乎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雕蟲小技耳。試舉數例發見如下：一、武斷霸道，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凡認真讀過許靖華先生的《大滅絕》的人，大約都會覺得他的文章深入淺出、平易近人，不但讀起來興趣盎然，而且還能從中得到許多科學知識，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都不失為一部優秀的科普著作。就因為批評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說，便被他全盤否定，說它“是一種披著科學外衣販賣偏見的宣傳手段。”（方舟子：《再為達爾文辯護》，《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30日）。甚至，將它斥之為“出于對生物進化論的無知和偏見”，宣揚“偽科學迷信”的“精神毒藥”和“宣傳反進化論的偽科學邪說”（方舟子：《不要用偽科學毒害中學生》，《中華讀書報》，2003年1月23日）。眾所周知，科學界從來不是一統天下，而且允許并鼓勵各式各樣的理論或觀點爭執不休。那么，是誰、又憑什么規定科普著作只許普及知識不許普及觀點或只許普及某一種觀點呢？即或是主流的觀點，不也是一種遲早會被更新的假說所取代的假說嗎？再說，在科學史上，哪一種主流觀點不是從非主流觀點起家的，就連被方舟子奉若神明的達爾文進化論，不也如此嗎？那么，你又憑什么將某種主流觀點當成絕對真理，不許宣傳和普及其他的理論或觀點呢？更何況許先生的觀點并非胡說八道的謬論，而是一種嚴肅的假說，你又憑什么黨同伐異地對它進行否定和扼殺呢？退一步說，即或他的觀點不對，你可以批駁他的觀點，憑什么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地將《大滅絕》中大量的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知識棄若敝屣呢？更有甚者，國內出版了一套《新語文讀本》，36冊（高中卷、初中卷、小學卷，各12冊），共708篇文章，僅僅由于其中一篇文章及其編寫手記，對于許靖華先生的觀點進行了介紹，便被方舟子全盤否定，說“這套讀本在宣傳反進化論的偽科學邪說”，冠以“用偽科學毒害中學生”的大罪名，連同那些編書人——那“一批‘研究文學、歷史、教育的研究員、大學教授、講師與研究生、資深編輯、語文教育研究專家、中學語文教師’”，統統一棍子打死。還意猶未盡，又將中國人文學界拉來作為陪綁，說什么“許靖華的邪說，只在反進化論的中國人文界才找到了知音。”（方舟子：《不要用偽科學毒害中學生》）。真真是武斷霸道到了癲狂的地步。如果有人看到方舟子先生的臉上長了個癤子，便斷言他已是梅毒晚期，并且效法方舟子先生的詭辯術，聲稱：“你有患梅毒的自由，我也同樣有批評梅毒的自由”、“俗語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你不能因為只有臉上一個瘡來論證你不是梅毒晚期”、“我不是‘性病大夫’，也不是‘衛生警察’，我也歷來主張性自由，并沒有呼吁政府部門制裁你……難道只許你患了梅毒還自詡身體健康，就不許我提醒大家多留個心眼，不被誤導，免受其害？”（參閱方舟子：《且慢為偽科學鳴冤叫屈》，及其附件：朱正琳《為〈新語文讀本〉鳴冤叫屈》，【新語絲電子文庫】，2002.8.13）不知方舟子先生會作何感想？二、偷換概念，胡攪蠻纏的詭辯術。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盧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世界奧秘無窮，其復雜性決不是那些淺薄張狂的科學主義者能想像的。那些人總是極其狂妄地認為自己越來越逼近于對自然奧秘的完全把握，可事實上我們對自然了解得越多，它的復雜性也顯示得越多……我們對自然的了解永遠只是滄海之一粟。”（盧風：《對生命技術我們應當謹慎》，《科學時報》，2002年9月29日）這道理并不深奧，因為宇宙是無限的，而人類作為脊椎動物亞門的一個物種，其壽命則是有限的（只有500～1000萬年），以有限的生命怎么可能完全認識無限的宇宙呢？盡管有的科學家幻想：人類在滅絕前會將人類全部智慧的信息轉移到電子中去，使所有的電子都成為智能電子；或在我們的這個宇宙毀滅之前，造出一個人造小宇宙，將所有智能生命帶到其他的宇宙中去……(參見保爾·戴維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鐘》，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然而，即或如此，電子智能生命所面對的依然是一個更大的無限。按說，自詡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和“博覽群書”的方舟子，總不會連這樣淺顯的道理都不懂吧？可是，為了駁倒盧風，證明哲學家都是一些“什么問題都敢扯，什么話都敢掰，靠三寸不爛之舌，蒙倒一個算一個”的騙子，他竟不惜用“不進步”這個概念偷換“不可能”，胡攪蠻纏地說：“如果僅僅因為自然奧秘是無限的，我們對自然的了解就永遠是滄海一粟，又何來科學的‘進步’？那些新增的科學知識哪里去了？還是一旦有了新的知識，已有的知識就會自己跑掉，讓知識的總量保持不變？”（方舟子：《哲學家也不能胡說科學》，新語絲，2002.11.14）接著，又用“逼近”這個概念偷換“完全”，繼續胡攪蠻纏：“就算滄海是無限的，為什么我們就只能了解其一粟？為什么不能有二粟、十粟、百粟、千粟、萬粟、億粟？億粟與一粟比，難道不能說是在逼近對滄海的掌握？”（同上引）別說是億粟，再多的粟不也還是達不到完全嗎？面對著無限時空，再逼近不也是滄海一粟嗎？誰能相信這等街頭小無賴式的詭辯，竟會出自一個學者、詩人、斗士、英雄、少俠之口。反過來，這等無賴式的辯論狂，可能是學者、詩人、斗士、英雄、少俠嗎？三、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矯情。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的康曉光先生的《關于“FaLunGong問題”的思考》一文，在認真分析了出現“
FaLunGong問題”的心理因素、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的基礎上，指出：“當今中國面對的最深刻的挑戰……不是失業，不是通貨膨脹，也不是腐敗，而是沒有嚴格有效的意識形態！”并向政府建議用“放”代替“禁”、以“導”取代“堵”的方針。具體地說，就是“開放結社”。其思想核心，無非就是建議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按說，一向鼓吹民主和自由，并以此為標準一味抨擊中國政府和社會的方舟子，應該引康先生為同志和戰友才是。可他竟然照批不誤，而且避而不談康文的主旨——開放結社，斷章取義地將康文說成是鼓吹引進基督教。為了批駁自己豎起來的這個假想敵，他居然說什么：“中國五、六十年代，或者蘇聯的大部分時期，對‘正教’的打擊并沒有導致邪教的泛濫，對正當社團的壓制也沒有導致黑社會的猖獗，反倒是在政府放松了對宗教、社團的控制之后 ，邪教、黑社會才隨之猖獗。”（方舟子：《對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語絲電子文庫】，2000.12.23）瞧，為了打遍天下，他甚至不惜放棄民主自由的立場，對他所痛恨的“專制體制”唱起贊歌來了！簡直矯情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四、死不認帳，恐嚇謾罵扣帽子方舟子在駁斥吳國盛教授的科學應有禁區說時，曾武斷地說：“現代科學三百多年來的發展已充分說明了，科學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對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國就有一套相當嚴格的管理制度，每個科研人員都要定期受訓……”（方舟子：《科學無禁區》，《中華讀書報》，2000年9月13日）當我引美國的科學家在冷戰時期曾用學生、囚犯和瀕臨死亡的病人做放射性實驗的事情（見李大光：《科學也曾如此邪惡？》，《中華讀書報》，1999年2月29日），責問他如何自圓其說時（見野鶴：《科學有禁區》，《科學時報》2002年10月27日），素有“光明磊落”之美譽，自栩“在較正式的辯論中不太可能犯錯”的方舟子，竟然避而不談我的責問，王顧左右而言他地反責我是“拿‘研究有紀律’、‘技術有禁忌’論證‘科學有禁區’”，似乎他根本沒有說過上述那些洋奴氣十足的話似的。而且，在一通狡辯之后，又在結尾處羞腦成怒地給我扣上一頂“史無前例”的特大號帽子——“對科學研究一無所知卻自以為是天縱神明、想到科學界當暴君的‘反科學狂人’”（方舟子：《“科學”與“禁區”的糊涂帳》，《科學時報》，2002.11.3）。自稱深受魯迅影響，自詡從初中一年級起“我的案頭就總會有一、兩冊的魯迅全集分冊或作品集的單行本放著，不時地翻翻”（方舟子：《我的經典》，【新語絲電子文庫】，1999.3.21）的方舟子，怎么連魯迅先生的名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也忘得干干凈凈了呢？五、偷梁換柱，實用主義地引經據典。以進化論的專家和捍衛者自居的方舟子，當然無法回避杰·古爾德這樣的進化論巨擘，因此，他不但時時提到古爾德，在古爾德逝世后，還寫了《信仰馬克斯主義的西方科學大師》一文（載《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以示紀念，一副得其真傳的虔誠之態，令人感佩。并且給人以古爾德與他一樣，都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捍衛者的印象。然而，實際上卻對古爾德的哲學思想核心——中庸之道避而不談，諱莫如深。例如，古爾德在《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的后記中明確寫道：“亞里斯多德認為，多數重大的爭論都可以通過中庸之道來解決。自然界中的復雜和變幻令人不可思議，幾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大的問題則只能聽從自然的豐富多彩擺布——變化可能是定向的或無目的的，逐漸的或劇變的，選擇的或中性的。我為自然的多種多樣感到欣喜，把確切性的幻想留給政治家和說教者吧。”（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P304，北京，三聯書店，1997）繆托知己的方舟子，卻力圖將這位深諳唯物辯證法的大師，化為他那種淺薄無聊的科學主義者。同樣，自稱在世界觀方面受愛因斯坦影響較大，并且一再引愛因斯坦的話或文章抨擊神創論和基督教的方舟子，不但對愛因斯坦的唯物辯證法思想——諸如“我認為，今天人類的道德行為之所以淪喪到如此令人恐懼的地步，主要是因為我們生活的機械化和非人性化。這是科學技術思想發展的一個災難性副產品。”、“人類有一切理由認為，崇高的道德標準和道德價值的宣揚者高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這樣的人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所有那些研究科學和構造思想的人的成就。”（《愛因斯坦語錄》，P157，185，杭州出版社，2001）——避而不談，諱莫如深，而且還實用主義地將愛因斯坦的話改頭換面地以來為自己臉上貼金，例如，在避而不提原話的情況下，將愛因斯坦的名言：“沒有宗教的科學是拐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同上引，P136），篡改為方舟子名言“沒有人文的科學是跛腳的，沒有科學的人文是盲目的。”（《生物化學家·詩人·網民——網上訪科學／人文兩棲學人方舟子》，《科學時報》，2000年2月21日）硬要將一個哲學盲或辯證法盲，打扮成愛因斯坦式的辯證法大師。可見，其實用主義惡習已然成性，簡直到了無恥的地步。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舉，有興趣者，不妨到【新語絲電子文庫·方舟子作品】中去發見，保證比比皆是，滿載而歸。絞殺植物平心而論，方舟子的確聰明過人、才華橫溢，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也的確喜歡讀書并且讀過不少書。就連他自詡是科學、人文兩棲，也大抵不錯。如果說他有什么性格缺陷和致命錯誤的話，我認為就是偉人欲太強和學習目的錯了。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為致命。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意思大抵是：古人的學習是為了充實和提高自己和幫助別人；今人的學習則是為了炫耀自己和貶低別人。前一種學習意味著總是跟著自己的問題走，就像一棵樹苗，不管多么稚嫩，總是致力于發展自己的根系、舒展自己的枝葉，不斷地從陽光、空氣、水中吸取各種養分，便遲早會長成大樹。若具有偉人欲，便有望成長為參天大樹。而后一種學習，則是跟著功利走，就像熱帶森林中的絞殺植物，將全部的聰明才智皆用于糾纏、攀附和絞殺，靠絞殺別人為生。其結果，不是與子偕小，便是同歸于盡，不但長不成大樹，連脊梁都挺不直，永遠是一副糾纏扭曲的無賴相。如果再具有強烈的偉人欲，其破壞作用就極其可怕。愛因斯坦說過：“誰要把自己標榜為真理和知識領域里的裁判官，他就會被神的笑聲所覆滅。”望與方舟子輩共勉。
posted on 2012-04-08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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