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六）反思之后的反思

作者：野鶴

這里要說的是：我寫完前5篇文章之后的感觸、對于前5篇文章中的一些補充說明以及其他一些雜七雜八的有關聯想。或者說，是一場熱戰后的冷思考。

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也就是權力本位。用林彪的話來說，就是：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個“一切”中就包含著話語霸權和日常的“真理”標準，亦即我們通常所謂的人治——是非曲直全由官說了算。當然，還要論級別——誰的級別高，誰就最后說了算。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官本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家族本位的一種體現，或者說，乃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面對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挑戰，所形成并習慣了的一種生存方式，正如中國人的黃皮膚、黑頭發、鏟形門齒、方塊字、天人合一觀、大一統觀……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特質及其文化傳統或民族性的組成部分。盡管，它與我們的現代化追求常常發生抵牾，令人痛恨不已，恨不得一下子將它連根鏟除。卻總是勞而無功或收效甚微，便更加深了許多改革之士或自以為是改革之士的憎惡之心。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它正像一個人的個性一樣，其實是無法改變的，或至少也是極難改變的，只能通過一點一滴地改良或改善去加以升華。

明乎此，就應該明白：中國的腐敗現象，有許多其實是官本位的產物，即大家都習慣了官說了算，而官的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卻參差不齊，總是跟不上現實的進步或文化精英們的見解，由此而產生的失誤、矛盾或損失，就應該視為水平或認識問題而不該不加分析地統統歸結為腐敗。換言之，如果我們將所有的這些現象統統稱之為腐敗的話，那么，在我們通常所謂的品質性腐敗、政策性腐敗、體制性腐敗的背后，至少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階段性腐敗、文明性腐敗或文化性腐敗。所謂階段性腐敗，就像青年人的青春期綜合癥或中年人的更年期綜合癥一樣，是一種過了一定階段就可能好轉的腐敗。例如十八世紀的英國和十九世紀的美國都曾發生過的大規模的腐敗,其特征也都是利用權力進行原始積累和兩極分化，與我們今天的腐敗并無二致。而且，若按照塞繆爾·亨廷頓的研究：在現代化的初期，這種腐敗還是新興集團否定舊體制和融入現有體制的一種手段，無論如何，總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所謂文明性腐敗，則是不分國家、民族、時代或體制，所有文明社會普遍具有的、屬于文明社會特質的、無法根治的腐敗；所謂文化性腐敗，也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屬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并非腐敗的腐敗。瞧，腐敗竟然具有如此多的品種、層次或根源，怎么能像方舟子及其追隨者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棍子掄過去呢？

再說，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體，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叫著一分為二。也就是說，官與民也是一個對立統一體，無論是官本位腐敗還是官品質腐敗，或其他所有與官有關的政策性腐敗、體制性腐敗……皆也有民眾不可推卸的一份責任。因此，僅僅強調“上行下效”是不夠的，還應該正視“水落石出”——民的素質降低，官的腐敗便彰顯。或“水漲船高”——民眾素質提高了，便能促進官僚素質的提高。所以，單是揭露和懲治腐敗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官與民的素質。而官與民素質的提高，卻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建設過程，不但急不得，還得逐漸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談何容易？特別是之于我們這樣一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大國。

那么 ，對于方舟子輩吹毛求疵、一味揭露的“英雄業績”，是不是應該重新估價了呢？

生物學霸權主義

任何一種現象，都有其時代、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復雜根源，無法一言以蔽之。方舟子現象亦然。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才寫了5篇還意猶未盡。例如，生物學霸權主義。

所謂“生物學霸權主義”，是從“物理學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化出來的。不知國內外學界是否有“生物學霸權主義”這個概念。若沒有，就算是我杜撰的好了。

著名的西班牙哲學家何·奧·加塞爾（Jose Oortega Gasset）說，因為物理學理論具有重大的實用價值，可以運用它干預、征服和利用大自然，便投合了隨著工業化而崛起的歐洲中產階級的志趣：

這一類人只著眼于實用，沉思冥想和理論思辨，都不是其志趣之所趨。他們希望安逸地生活，為了自己的舒適逸樂而干預自然，改造世界……中產階級愛上物理學不是由于智性的渴求，而是由于物質上的欲望。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產生了我們所說的“物理學帝國主義”。（加塞爾：《什么是哲學》，P18～19，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一個多世紀以來這種社會偏向使物理學的自信心膨脹到了瘋狂的程度……可以說，近百年來歐洲的知識界飽受“實驗室的恐怖主義”所蹂躪。（同上，P22）

于是，飽嘗了科學家的奚落的哲學家：

震懾于物理學的氣焰之下，感到十分羞恥——因為自己不是物理學家而感到羞恥……他遺棄了他的哲學……認定了唯一值得探索的哲學題材就是對物理學所涉及的事實作出沉思；也就是說，哲學只不過是“認識論”。（同上，P22）

被物理學帝國主義打斷了脊梁的不僅是哲學，還有心理學及其他學科。奧本海默就曾尖銳地指出：在所以可能產生的誤解中，最糟糕不過的大概就是心理學按一種不復存在、相當過時的物理學建立自己的模型……我想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邏輯實證論者的行為主義把我們引入了歧途。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則論證說：

給人印象很深的是我們在物理界和生物界等別的學科的同仁都記載下了他們的詫異，因為他們發現我們不僅采用他們的科學模型，而且還常常使用他們學科中早已棄置不用的過時的模型。

梅所說的過時的科學模型，指的是舊的故事的機械論和唯物主義。（〔波〕雅各布·布朗諾斯基：《巫術·科學與文明科學的新故事》，P141，科學普及出版社，1991）

正是迫于物理學帝國主義的淫威：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人們心里深藏著一個未究其所然的假設，認為嚴格來說除了物理學便沒有其他知識，除了物理學的真理便沒有其他真理。（加塞爾：《什么是哲學》，P27）

但是，任何事物都會發展到它的反面。到了20世紀中葉，隨著熱力學第二定律和耗散結構理論的出現，量子力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崛起，物理學家的自信心、尤其是認為一切精神現象和生命現象皆可以還原為最基本的物質運動的機械唯物論信念，開始動搖。他們發現，由于經典物理學忽視了人的因素和宇宙的整體性，因而就只表達了一種靜態的自然觀，所解釋的也大抵是在一些有限場合發生的現象。而且，他們對于宇宙的研究越深入，便越是相信我們宇宙的生成背后是有目的、有設計的。比如，引力強度、電子帶電量質子的質量……這些數如果稍有不同，原子就不會聚在一起，恒星就不會燃燒，生命也就根本不會出現了。因而認為我們的宇宙是為生命和精神定做的。例如，劍橋大學著名的物理學家John Polkinghome說：“當你認識到自然界中的規律都是不可思議第精密地協調在一起，從而制造出我們看到的這個宇宙，你就會有這樣的想法：這個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創造的。”因發現激光的原理而在1964 年與人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Chades Townes甚至說：“很多人有這樣的感覺，這個宇宙的規律一定是有智慧生命參與作用的。”德國科學家、哲學家魏柴克則認為,宗教與科學的對立應該結束了,現在到了雙方互相了解的時刻了。（美國《國際新聞專刊》）霍金則情不自禁地對哲學發出了呼吁和責難：

以尋根究底為己任的哲學不能跟得上科學理論的進步。在18世紀，哲學家將包括科學在內的整個人類知識當作他們的領域，并討論諸如宇宙有無開初的問題。然而，在19和20世紀，科學變得對哲學家，或除了少數專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過于技術性和數學化了。哲學家如此地縮小他們的質疑的范圍，以至于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都說道：“哲學僅余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這是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以來哲學的偉大傳統的何等的墮落！”（霍金：《時間簡史》，P156，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有趣的是，正當物理學家開始走下神壇之時，一些生物學家卻又步了上一個世紀“物理學帝國主義”的后塵，正如心理學家哈羅德·莫洛維茨所說：

生物學家們從前認為人的精神在自然界的分類等級之中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現在則義無反顧地走向赤裸裸的唯物論……與此同時，面對著咄咄逼人的實驗證據的物理學家們則脫離嚴格機械的種種宇宙模型，轉而把精神看作是在一切物理事件中扮演著一個與事件不可分離的角色。這兩個學科就像是坐在兩列逆向飛馳的火車上的乘客，彼此都沒有注意對開過來的火車上正發生什么事。（〔英〕保羅·戴維斯：《上帝與新物理學》，P9，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那些陶醉在基因決定論夢囈中的生物學家們，忘乎所以地宣稱：“遺傳學思維使我們相信，基因組……是一副算命的紙牌，可以預言我們的個性和健康狀況，預言我們將如何生活、如何死亡。”為方舟子所特別推崇的E·O·威爾遜，在其《符合》一書中，則宣稱：一個人的宗教和道德價值也能進行基因推斷。就他看來，我們已不再是在宗教、道德方面可以自由取舍的人，而不過是一種實現基因關于相信上帝、利益他人、尋求正義指令的自動機。人的靈魂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將消失在基因組的強烈光芒之中。他們甚至公然宣布：“現在，我們正生活在基因中心主義，也就是相信基因可以解釋和預先決定一切的時代的開端。”（Newsweek，1998年12月25日）

也就是說，21世紀將會可能是生物學步物理學的后塵，“自信心膨脹到了瘋狂的程度”的時代。或者說，生物學霸權主義很可能正取代物理學帝國主義，成為21世紀的普遍思維模式或真理模式。明乎此，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們，何以如此驕橫、囂張和霸道了。

這也正是方舟子現象的時代和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

方舟子現象本身不足懼，不可小歔的是它背后具有時代性和世界性的生物霸權主義思潮。換言之，方舟子現象不過是這種生物學帝國主義的一支小小的先頭部隊罷了。

科學主義與工具理性

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埃爾溫·薛定諤（Erwin Schrodinger）說：“科學足以危及大眾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用其他東西取代這些信仰。這就產生了荒唐的現象，受過良好科學訓練的、有較強思考能力的頭腦，卻有難以置信的幼稚而又萎縮的哲學觀點。”（〔奧〕埃爾溫·薛定諤：《自然與古希臘》，P16～17，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之隱憂》一書中，則將普遍喪失目標感，變得瑣碎、狹隘和平庸的個人主義，和反對終極關懷與宗教信仰，熱衷于把技術的合理性變成政治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視為現代社會的最大隱憂。從這個意義上說，方舟子輩所標榜和推銷的科學主義和科學理性，無非就是這種平庸的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所以，他們赤裸裸地反對宗教、蔑視終極關懷、視實證科學為真理，斥哲學人文為胡說、將科學家捧為全知全能，把哲學家貶為江湖騙子……其后果，則必然是腐蝕人們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扼殺人們的夢想、幻想和理想，將人類異化為科學的工具和奴隸，或如查爾斯·泰勒所說：將世界變成一個“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的“鐵籠”。

當然，方舟子輩絕無如此大的道行，充其量只不過是這一歷史潮流中的幾只“蒼蠅”罷了。蒼蠅自然不足畏，不難“封殺”，而且正在被“封殺”；可畏的是：蒼蠅是殺不絕的。更可畏的是：蒼蠅們所意味的現代化“隱憂”。

啖飯之道的背后

通常都將趨炎附勢當作一句罵人的話。但從另一個角度設身處地地想，也可以視之為中國人，特別是無權無勢、一窮二白的弱勢群體的一種傳統生存方式。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著。趨炎附勢便是賴活著的一種方式。盡管，像朱自清先生那樣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救濟糧的鐵骨錚錚的漢子，在中國的歷史上不乏其人，但畢竟是鳳毛麟角，包括我老鶴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自愧弗如——恐怕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過趨炎附勢的歷史或行為。不過，趨炎附勢到了奴顏婢膝地步，不但是靠它賴活，而且還要靠它騰達的卑鄙小人，畢竟也是極少數。

方舟子也是中國人，自然不能免俗。所以，他既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一面，卻也不乏趨炎附勢的另一面。從他貼在【新語絲電子文庫】中的那些他與名人們的那些合影，特別是“9.11事件”后如喪考妣的表演，便暴露了其孤傲霸道外表之下的媚骨。但他也確實比一般的中國人聰明，所以，他一面蹲在第一科技強國的襠下，對于中國人的腐敗落后或幸災樂禍極盡嘻怒嘲罵之能事；一面卻又竭力鼓勵和利用中國人對于西方物質文明的趨炎附勢心理，樹立他那“文明買辦”和“假洋鬼子”的氣焰和權勢。活脫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奴才與主子對立統一體。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與他所揭露的那些專打“愛國”牌，回國來撈世界的洋博士們，其實并無本質的區別，只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罷了。甚至還有過之，例如，不過三四年的時間，他就不僅在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聲名鵲起，成為“名動江湖”的“設局高手”和“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來也 ’”的“少俠”，而且一連出了7本書，同時擔任了幾家報刊的專欄作家，還能時不時地“在國內與幾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何等地風光，哪里是國內的專家、學者、作家和其他洋博士們能望其項背的？

魯迅先生說：“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一語道破中國士大夫階層，看似相反，實則同一的傳統心態與出路。同樣，孤傲也好諂媚也罷，對于熱衷于名利的知識分子來說，無非也是一種基于趨炎附勢傳統心態的啖飯之道罷了。

然而。在方博士啖飯之道的背后，似乎比其他回國來撈世界的洋博士多了點什么——其他的洋博士充其量不過是撈了些名利，而方博士除了撈名利外，還將中國的現實描繪得污七八糟，令人產生懷疑和沮喪。特別是讀了他的200多篇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覺就是：他似乎懷著某種陰暗的心理看待自己的祖國，毫無與人為善，治病救人之心，如蠅逐臭般地盯著中國和中國人的傷口或膿瘡，不遺余力地暴露、擴大、張揚……客觀上便只能是打擊、摧毀和扼殺中國人的自信心與求知欲，令人覺得自己與現實皆一無是處，除了自慚形穢地匍匐在他和他背后的超級科技大國的腳下，甘當科學霸權主義的馴服工具外，似乎再無其他出路。

李敖說：“毛澤東的精神是立國之本，是我們的財富，沒有了毛澤東精神，不用敵人來攻（如CIA《搞垮中國的十戒》）；我們自己就會垮掉——早晚的事！”、“毛澤東精神就是一種強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精神”（李敖：《毛澤東精神就是民族復興的光輝道路》，《神州文化網》2003／3／5）方舟子輩的矛頭所向，恰恰正是我們的這個“立國之本”。

要之，方舟子現象如果不是意味著別有用心，大約就是意味著患了虐待狂。二者皆像將絞殺植物一樣地不可理喻。

“武林霸主”夢

江曉原教授在為方舟子《潰瘍——直面中國學術腐敗》一書所作的序中，曾心悅誠服地恭維道：“現在，就像武俠小說中經典的一幕：遠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俠’，藝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當，不管不顧，連續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戰，幾處場子，被他踢翻；幾個好局，被他攪散。而且內力深長，刀法明快，幾番大戰，都不落下風，一兩年間，名動江湖。設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來也 ’。”若這位“少俠”僅僅是在中國的學術界懲腐惡，倒也勉強算得上是名至實歸。無奈這位“少俠”的胃口或野心實在太大，不僅要在中國學術界懲腐惡，還要成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霸主”。因此，文武昆亂不擋地到處插手，只要他看不順眼或不順他心的，便不分清紅皂白地見一個揍一個，而且不出手則罷，出手便必欲置人于死地，一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專制暴君相。

于是，我們便驚訝地“發現”，原來“中國官場已這么腐敗，再建一個官僚機構，也難免不腐敗”；“中國社會科學界早已爛透了”；“看到了中國學術界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絕望呢？我從來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絕望”；“學術腐敗在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歷史時期都無法避免，但是像在當今的中國這樣如此猖獗，卻是罕見的”；“中國的新聞界在政治和商業雙重控制之下，不僅普遍喪失了揭露學術腐敗的良知和勇氣，有的甚至還為虎作倀，為學術腐敗推波助瀾”；“從科學院領導、院士、教授，都存在學術腐敗，可見學術腐敗在中國已泛濫到了什么程度”；“現在北大教授更容易當，只要懂英語就行”；“北大已成為一所為中國培養下一代剽竊人才的學校”；哲學家都是“靠三寸不爛之舌，蒙倒一個算一個”的騙子；“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都是“幸災樂禍者”，而“幸災樂禍者即使有中國人的血緣，也不是中國人”、中國翻譯家的譯著，竟是“錯誤百出”，“無句不錯”……

我想，大約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會認為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們所揭露出來的那些現象，全都是誣陷不實之辭；然而，我更相信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會相信中國已然腐敗到了這些偏執狂們所刻意渲染的那種程度。

翻遍所有的武俠小說，可曾見過一個“武林霸主”是有好下場的？

更何況，還是是一群只具有點皮毛的專業知識，對于其他知識不甚了了的科學小販、造反派沉渣或沉溺在霸主迷夢之中卻又并無真正“內力”、只能一味搔首弄姿的模仿秀。
如此而已。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但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卻是：他們何以能如此輕巧地得手？如果我們不那么崇洋媚外，趨炎附勢或天真善良，書生氣十足，又何至于讓這么幾個毛孩子折騰得神魂顛倒，五脊六獸，五迷三道？

換言之，形形色色的假洋鬼子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們自己的脊梁挺不直，招子自然也就放不亮。

于是乎，便形成了一種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一打嚏噴，中國的知識分子便感冒的社會現實。說得刻薄些，滿眼見到的，盡是些肩膀上不同程度扛著別人的腦袋，洋奴氣十足，卻自我感覺極佳，鼻子和尾巴都翹上了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回國來撈世界的洋博士和認定月亮是西方圓的土博士，以及垂涎三尺地跟在他們的屁股后邊，亦步亦趨的中小知識分子們。他們不但是方舟子現象的沃土，而且簡直就是廣義方舟子現象的組成部分——如果大家有勇氣將方舟子現象當作鏡子去照照自己，恐怕或多或少總能發現某些相似或肖似之處。我這只老鶴也不例外。而且，正因為如此，我才能更深切地識破方舟子現象的本質。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自覺地在反思和解剖自己的基礎上，努力去改良滋生方舟子現象的沃土，就不只會有方舟子現象，還會有形形色色的圓舟子、長舟子、扁舟子……現象。

所以，千萬別忘了肩膀上扛著的是自己的腦袋。并以此為起點，一點一滴地去學會獨立思考。這也正是我之所以要解剖方舟子現象（或曰打落水狗）的最大動因和感觸之所在。

毛澤東說：“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莊子曰：“所存于己者未定，何瑕至于暴人之所行！”“荀子曰：“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紀昀和李叔同曰：“人自無求品自高。”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難道我們不也應該反躬自省一下嗎？ 

2003年1月5日初稿
2003年5月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