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五）科學霸權主義

作者：野鶴
2003年元旦凌晨1時許
2003年4月10日改定 

科學與革命一樣，都是為了大眾并需要大眾積極參與的事業，本應求同存異地團結或吸引大眾共同參與。而科學事業中的極左派，也像革命事業中的極左派一樣，總是喜歡唯我獨尊地蔑視、利用、訓斥或愚弄大眾，將科學化為帽子、棍子、銬子一類的“專政工具”，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專制哲學，黨同伐異地對異己者實行專政。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科學極左思潮，正是昨天革命極左思潮的沉渣泛起。

正如政治上的極左思潮，歸根結底是旨在謀取政治霸權一樣，科學上的極左思潮，同樣是旨在樹立某種科學霸權。他們打著科學主義的旗號，宣揚和確立一種對于科學的迷信，力圖使科學宗教化，從而讓科學和科學家唯我獨尊地君臨一切，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這種科學霸權主義在中國不過是政治霸權主義的變奏；在世界，則是生物學霸權主義和政治霸權主義的延伸。但方舟子輩恐怕還夠不上真正的科學霸權主義者，只不過是附庸于這種科學或政治霸權主義以安身立命，借吆喝和兜售它而圖騰達的“勇敢分子”或江湖混混兒罷了，與文革時期那些打著革命旗號謀私權，靠主義圖騰達的所謂革命造反派，其實并無實質上的區別。

科學理性

在方舟子的心目中，中國人是缺乏科學理性的。例如他在接受王艷紅采訪時曾說：“我覺得中國向來缺少科學理性的傳統。”在《誰是科學的敵人》（《科學時報》，2000.4.10）一文中則說：“中國沒有古希臘的理性傳統，這是我們的不幸。”如果再聯系他對基督教的那種超乎常情的仇恨，以及以徹底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自居的種種表演來看，科學理性，不僅是方舟子輩最根本的殺手锏和真理標準，而且是他們所有觀點的重要理論基礎和堅定不移的““人文主義原則”。

然而，這科學理性卻并非是什么新東西，而是18世紀就在法國熱鬧過一陣的陳貨。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國大革命就是這種科學理性的產物。

18世紀，基于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和醫學的突破性成果，在法國唯物主義者中，形成一種機械唯物主義的理性觀，他們抹殺生命現象與物質運動的質的差異，主張將科學理性作為衡量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標準，因而具有鮮明的無神論色彩。在此基礎上，以狄德羅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在法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反封建和反宗教為主要內容的無神論啟蒙運動，他們猛烈地抨擊專制制度與教會，宣揚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唯物主義，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一面理論旗幟。因此，法國大革命也正是以無神論的激烈和反對宗教的徹底而出名：

皇帝被廢位幾小時后，巴黎公社送給各教區一張涉嫌有反革命意見與企圖的教士名單；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送入監獄，并且不久成為大屠殺中的主要部分。8月11日立法會議終止教會對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開穿著宗教的法衣。8月18日……刪除所有宗教法規。8月28日，逐放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他們給予2星期的期限離開法國；大約有2.5萬名教士逃到其他國家。〔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拿破侖時代（上）》，P58，東方出版社，北京，1999〕
9月22日……國民公會宣布，法國及它的屬地之基督歷法，應以大革命的歷法代替。（同上，P 65）

然而，摒棄宗教的結果，卻是人心道德無所維系，社會秩序嚴重失控，恐怖主義泛濫成災：

貪污遍布于陸軍補給品的生產與交貨方面……投機正助長市場價格操縱并使商品價格提高……失業隨著物價上升而增加。因為供給缺乏……排隊有時自午夜開始;許多男女躺在門階或人行道上等待著商店開門與行列的移動。饑餓的妓女到處尋找生意。許多地方暴徒沖進商店并搶走商品。市政的勞務已經停頓；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穢了街道。（同上，101）

1793年7月卡里爾（Jean －Baptiste Carrier）被派至旺代區鎮壓天主教的叛變……他宣布法國無法供應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糧食，因此以減少貴族、教士、商人、與行政官員的措施將是合于人民意愿的……他反對審判因為浪費時間；所有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予以除去，否則我將殺死你與你的同黨”……他命令他的隨從以駁船、木筏、與其他船舶裝載1500名男女老幼——讓教士優先——并鑿沉這些船只于盧瓦爾河。他以此種及其他方法在4個月內處理4000名不良份子。（同上，P93）

1794年3月，在里昂被處死的達到1667名——三分之二是中上階層。（同上，96）

從6月10日延續到7月27日。不到七個星期，有1376名男女被斬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的61周之總數多155名。（同上，P107）

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奪取2700巴黎人的性命，整個法國受害者達1.8萬人，羅伯斯比爾也成為受難者。其他的猜測將總數增加到4萬人。（同上，P96）
面對這樣的局勢，靠無神論起家的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不得不自己穿上袈裟，于1794年5月建立最高主宰節，將大革命推倒的神壇改換為祭壇重新樹立起來，并親自主祭開教大典。同一年羅伯斯庇爾開始清算無神論，在一次拿破侖稱之為最出色的演講中，反過來痛斥百科全書派：

這一派人以極大的熱情傳播唯物主義，遠遠不滿足于僅僅摧毀宗教偏見。實用哲學的很大一部分就淵源于此。它把利己主義變成體系，把成功看作正義和非正義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騙子手的資產。這一派人包含為數眾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騙子。（轉引自朱學勤：《笑著的 叫著的 哭著的》，《讀書》1991年第11期）
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教訓，才有了“笑到最后”的伏爾泰的那句至理名言：“沒有上帝，也要創造出 一個上帝”。

當然，該警惕的并非科學理性及唯物主義或無神論，而是科學理性與政治野心或霸權主義的結合。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是在宣揚科學理性，并非壞事，但若將科學理性當成真理的標準、謀權的手段或帽子、棍子、銬子一類的專政工具，那可就非警惕不可了。

方舟子輩不但對于科學理性的歷史功過缺乏起碼的反思，而且自覺不自覺地竭力將科學理性推向極致，發展成為一種科學霸權主義的真理標準，不但動輒判人以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而且竟然要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人統統開除中華民族的族藉！謝天謝地，幸虧他們只不過掌握了一個網站，如果掌了生殺大權，不成為21世紀的卡里爾才怪。

科學無禁區

科學無禁區，是方舟子輩視之為命根子的基礎觀點，也是最能暴露他們的科學霸權主義和詭辯術的關節之所在。

所謂科學無禁區，當然是相對于其他領域或范疇統統是有禁區而言的，若其他領域或范疇也無禁區，科學無禁區也就成了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那么，既然唯獨科學才有如此特權，其領袖和霸主的地位還用質疑嗎？

然而，眾所周知，世間萬物都是相互制約的，科學憑什么可以獨享無禁區的特權呢？方舟子的理由大抵有三：一是“科學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對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國就有一套相當嚴格的管理制度，每個科研人員都要定期受訓……”（方舟子：《科學無禁區》，《中華讀書報》，2000.9.13）二是科學與技術是兩碼事。例如：“科學是認識自然的工具，卻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術的范疇，責任也應該由技術自己承擔。”（方舟子：《也說“科學主義”》，《中華讀書報》，2000.7.26）“科學本身是無罪的，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而“‘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則指的是對科學知識的應用，也就是技術”（吳燕：《方舟子訪談：科學無禁區》，《中國圖書商報》2001.7.19）。“科學無禁區”但是“研究有紀律”、“技術有禁忌”（方舟子：《“科學”與“禁區”的一筆糊涂帳》，《科學時報》，2002.11.3）三是即使要劃禁區，也是科學家的事，外行無權過問。例如，“一項研究，是屬于科學基礎研究還是技術應用，在一般情況下是很清楚的，科學家比外行更清楚，如果連科學家也劃不清，公眾又如何能劃清？”（吳燕：《方舟子訪談：科學無禁區》）更“何況要認識、防止、消除技術的負面影響，仍然離不開科學知識”（方舟子：《也說“科學主義”》）。歸納起來，無非就是兩條：一是科學至高無上，一切罪過皆是技術應用造成的，與科學無干；二是科學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外行無權置喙。科學和科學家既然如此英明偉大，其他學科和蕓蕓眾生除了匍匐在他們的腳下，三拜九叩，三呼萬歲外，還能有其他選擇嗎？那么，中國人統統拜倒在“少俠”及其隨從的腳下，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啰。

所以，宣揚科學無禁區，也就是宣揚科學霸權主義。

方舟子輩之所以要如此癡迷狂醉、不遺余力地宣揚極左的科學主義，不正是為了實現其科學霸權主義夢嗎？

為此，方舟子在“科學無禁區”的詭辯中，運用了他所有詭辯中最大的詭辯，那就是從科學中抽掉了人的因素，用抽象的、理論上的科學偷換具體的、現實中的科學。沒有了“人”的抽象科學確實是具有“自我糾錯機制”的，因而也就無任何禁區可言。然而，原子彈會自己長出來，并飛到日本去嗎？科學研究與技術應用一樣，都是離不開人的，但任何一個科學家都得為稻梁謀，因而也就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聽命于他的雇主或領導，否則就會“下崗”，又有多少“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可言呢？例如，被譽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就因為不贊成制造氫彈，并在公開場合對于制造原子彈表示了某種罪惡感，便“被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Lewis Strauss）伙同他手下安全及情報爪牙、新聞界的拜把兄弟，在政府和軍方的協助下”將他送上了秘密法庭，“硬是讓奧本海默很不光榮的垮臺”（〔美〕F·J·戴森《宇宙波瀾》，P120－121，北京，三聯書店，1998）。奧本海默倒是曾經具有過相當大的“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的，又如何呢？

1954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思·波恩說過：“今天，有可能在客觀知識和對于知識的追求之間作出明確劃分的信念，已經由科學本身摧毀了。 在科學的作用以及科學的道德方面已經發生了一種變化，使科學不可能保持我們這一代所信仰的為科學本身而追求知識的古老理想……那是一個美夢，我們已經從美夢中被世界大戰驚醒了。”“今天，威脅著我們的不再是霍亂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傳統的吹毛求疵、強詞奪理的推理，群眾的漠不關心和無動于衷，以及物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的逃避責任……科學家們能夠而且應當像戈丁根18人一度試嘗過的那樣，運用他們由于他們的知識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治政家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馬克思·波恩：《還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新語絲》2002年10月29日）他所謂的“理性和人道的道路”不正是一種為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研究發明設置人為的禁區嗎？

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家的聲音。然而，也不過是一種對于政治家并無多大的約束力的呼吁。

要之，科學自身是不會產生某種制止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研究發明的機制的，方舟子所謂的科學自我糾錯機制。只能通過具體的科學家去體現，但具體的科學家卻形形色色——既有奧本海默、波恩這樣有良知的科學家、也有史特勞斯那樣助紂為虐的科學家，還有漠不關心、無動于衷或逃避責任的科學家，更有方舟子式為虎作倀的所謂科學家……不知方舟子所謂的科學的自我糾錯機制又如何體現呢？如果答不上來，便等于是用空頭支票行騙。

說到底，科學無禁區論的實質就是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科研無禁區，所以它想研究核武器便研究核武器。一旦掌握了核霸權，便以維護人類安全和世界和平為借口搞核不擴散條約，為其他弱小國家的核武器研究設置禁區。或如沈銘賢先生所說：“美國手中握有64套胚胎干細胞系，卻以種種冠冕堂皇的文化理由，企圖阻止他人研究。”（沈銘賢：《生命倫理上演“文化戰爭”》，《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6日）

也就是說，方舟子輩科學無禁區主張的實質，不止于是謀取科學霸權和個人霸權，至少在客觀上，還在為美利堅政治霸權張目，為虎作倀。

對此，外行真的無權置喙嗎？

還原主義

所謂還原主義，無非就是否認精神現象和生命現象的特殊性，無視或抹殺它們與物質運動的質的差異，認定一切復雜的生命現象或精神現象，均可以還原為簡單的物質運動。這本是物理學發瘋時期的一種夢囈，現在則被步了物理學帝國主義后塵的生物學霸權主義者們繼承了過來，成了他們的的夢囈。例如，方舟子就堂而皇之地宣稱：“還原主義是一種科學思想，它認為高層次可以還原為低層次，整體可以還原成各組分加以研究。也就是說，至少在理論上，研究各組分的性質和相互關系，可以推導出高層次的性質，在高層次上突現出來的新性質，可以根據組分加以預測”，“十幾年來發育生物學的成果已充分顯示了，生物發育是一個在基因控制下的物理、化學過程。”因而，也就“純粹是一個還原主義的過程”（方舟子：《還原主義的勝利》，《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15日）什么意思？說穿了，就是基因決定論——只要破譯了基因密碼，就可以將一切復雜的生命或精神現象還原最基本生命零件——基因或基因組；反過來，則可以像用紙牌算命似的“預言我們的個性和健康狀況，預言我們將如何生活、如何死亡。甚至連宗教和道德價值也能進行基因推斷。

何等的樂觀和自信，又是何等的狂妄和不可一世！就像18世紀的法國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家拉普拉斯所宣稱的那樣：只要給出充分的初始條件，我們不僅能夠預測未來，甚至可以追溯過去。

然而，就像一個人在他與他的目的地之間劃上一條直線，絲毫不考慮地形、氣候、道路、交通、意外事故以及體力、情緒、疾病、經濟狀況……其他各種因素一樣，這種基因決定論所依據的，正是被物理學家所揚棄的那種一相情愿的線性思維模式。真真是風水輪流轉，當物理學家終于開始走下神壇，趨向于整體論或目的論之時，一些生物學家卻又開始以上帝自居，揀起了被物理學家揚棄了的還原主義或決定論，自覺不自覺地用生物學霸權主義取代物理學帝國主義。

但是，在興致勃勃的生物學家面前，畢竟已經有了物理學的前車之鑒，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學家都昏昏然、陶陶然，例如古爾德、邁爾、史密斯等，便從不同角度對這種生物學還原主義進行質疑。美國斯坦福大學生物科學和神經學教授Robert Sapolsky則明確地說：“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著”、“你是無法將基因與開關基因的環境分開的，你也無法將基因的效應與環境中的蛋白質產生的效應分開。基因科學絕不會變得如此無所不包，以致可以吞掉從醫學到社會性的所有學科。相反，我們對基因科學知道得越多，我們越能認識環境的重要性。基因是非常重要的，但絕非故事的全部。”（Robert Sapolsky：《并非“一切盡在基因中”》，Newsweek，2000年4月20日）他們并非反對還原，而是反對絕對化了的還原主義。

他們的看法，自然無法為只會做點“科學小買賣”的方舟子輩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方舟子在其《還原主義和整體主義述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11期）中，只能囿于非此即彼的機械論立場，不但將還原主義與整體主義完全對立起來，還竟然將整體主義當成一種非科學、反科學、偽科學或“接近信仰”的“反還原主義的思潮”來加以貶斥，說什么：“這些思潮都已在生物學界失去市場，只在生物學界之外還有信徒。”他不僅故意無視生物學界內部整體主義觀念的存在，而且根本不了解，無論是整體主義還是還原主義，皆非“思潮”，而是人類、特別是西方，思想認識歷史上由來已久、而且是對立統一的兩種基本世界觀，前者的實質是將宇宙萬物當作一個整體和活體來進行宏觀的觀察和研究；而后者的實質則是將宇宙萬物作為一個靜止的物質實體來加以微觀的分析和解剖。二者的根本分歧則在于是否承認時間箭頭的存在，即在宇宙萬物發展的歷史中，時間是可逆的還是不可逆的。整體主義主張時間不可逆，所以，宇宙萬物的發展方向是從簡單到復雜，而且越來越復雜。因而，只有在一些封閉的或相對簡單的系統，可以還原和預測，而對于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來說，則具有某種目的性或隨機性，既無法還原，也難以預測；還原主義則堅持，時間是可逆的，所以，宇宙或任何復雜的系統皆可以還原到最簡單物質或基因單元，并且可以倒過來對未來作出預測。

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辯證運動，構成了人類的全部認識史。

而且，就二者的宏觀發展歷史來看，它們之間的關系還完全符合辯證法的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律，即以古希臘或中國春秋戰國為代表的古典時期，大抵是整體主義稱雄的時代；文藝復興后發展起來的、以邏輯和實證為主要特征的近現代科學大發展時期，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經典科學時期，則大抵是還原主義否定整體主義而稱霸天下的時代；20世紀中期以降，大抵以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發現為前導的世界科學前沿，則是通過螺旋線式的上升達到新的高度的整體主義，對于稱霸了幾個世紀的還原主義進行否定之否定的時代。換言之，人類世界觀的宏觀發展史，就像人走路輪流邁出左右腿一樣，大抵是一個綜合——分析——再綜合或整體——還原——再整體的否定之否定歷史。也就是說，今天不但不是什么“還原主義的勝利”的時代，而恰恰是還原主義開始被超越和被揚棄的時代。正如：

自命為“混沌福音傳道士”的物理學家福特（Joseph Ford）所說：“一個大革命正在開始。我們對宇宙的整個看法，都會改變。”研究結果表明，在最簡單如僅僅三個粒子相互作用的情況下，都會出現混沌。可語言性、確定性，這些幾百年傳下來的神話，這一來再也站不住腳，一個鐘表式的宇宙更不用談了。在這個世界里，動力學混沌是主導，不是例外。過去是固定的，而未來是開放的；這樣，我們重新發現了時間之箭。（〔英〕彼德·柯文尼 羅杰·海菲爾德：《時間之箭》，P17，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或者，如歐文·拉玆洛所說：

在這新的進展下，科學變成了恢復宇宙完整性的一種工具，利用這一工具，存在于宇宙中的一切——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覺、我們的夢、我們的恐懼和我們的希望，首先是我們的想像和我們的創造力——的完整性都得到恢復。（歐文·拉玆洛：《微漪之塘·序言一》，P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當然，這只是意味著還原主義的被超越和被揚棄，而絕非意味著還原主義的被否決或被拋棄。按照辯證法的規律，總有一天，通過螺旋線式的上升到更高層次的還原主義，還會對整體主義再來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這就是辯證法。

可見，既不懂辯證法，也不懂人類世界觀發展史的方舟子，根本不是什么與時俱進地走在科學發展前沿的“奇才”，而是死賴在正重蹈物理學帝國主義覆轍的還原主義航船上，靠它安身立命、稱王稱霸的蠢材。竟然還要憑著這等狹隘的機械論觀念和盲目的生物學霸權主義，到自己的祖國來耀武揚威，真真是可鄙、可悲而又可憐。

面對這一無法逆轉的大趨勢和嚴酷的現實，方舟子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生命現象的確“難以預測”（也就是難以還原）；另一方面卻又聲稱“難以預測并不是不可預測”，并且豪邁卻又淺薄地宣布：“分子生物學已與進化生物學緊密結合在一起，解決了種系發生樹的客觀標準、發育與進化的關系等重大難題，為進化生物學提供了強大的工具和增添了無比豐富的內容。”按說，這種豪言壯語及其對于整體主義的“駁斥”，本應該在生物學界內部，沖著古爾德、邁爾或等斯坦福大學的Robert Sapolsky等人去說的，方舟子卻偏偏要拿來沖著中國廣大的外行人宣布，除了拉大旗做虎皮，包起自己去嚇唬別人外，又有什么學術價值可言？

但方舟子輩的科學霸權主義或生物學霸權主義思想意識形態，卻也躍然紙上，暴露無遺。